当下，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国内改革开放下一步向哪里去的问题。媒体把人们对于这个热点的关注，放在了具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而按本专栏的看法，实际上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已经指明了未来的经济改革方向。

  通过梳理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上海自贸区内经济未来放开的方向，重点在于三个：一是负面清单，税率和放开国际合作。所谓负面清单是指一张禁入领域名单，除此名单之外，区内任何企业从事任何领域的事业，政府都不会干预；二者，从税率上看，自贸区的定名本身就决定了国家将在此区域内不对国际贸易征收关税，出区补收关税；第三，放开国际合作则是指区内企业可以以任意方式与境内外资本结合，来操作企业。

  这三项措施都是外在的。而细读这三项措施的背后，决策层对于未来国内经济的基本理念，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平权、低税、不干涉”。

  “平权、低税、不干涉”这三大理念，对于国内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必须要通过对经济现状的梳理，才能体会其重要意义。

  从计划经济里走来的国内经济，到现在为止仍然有重大的行业和所有制歧视。这是“平权”理念重要性的来源。仔细观察国内经济，我们可以发现民企现在抱怨颇多，原因在于某些领域如铁路、电信、传媒、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政府仍然控制着牌照，而且不让民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的禁入虽然各有各的理由，而且看起来颇有道理。但客观上，开放领域的竞争带来的好处，以及禁入领域所存在的落后、腐败现状，为社会诟病甚多。

  而自贸区内“负面清单”的方式，其实是一个解决这种表面理由的渐进方式。所谓“负面清单”，其实是借用了西方社会“法无禁止即可行”的理念，使政府必须要给出明确的禁入名单，而在给出禁入名单的同时，公众当然也会要求政府给出明确的，可以说得过去的禁入理由。同时，有了一张明确的禁入名单，其长度当然代表了国内经济领域进步的程度。因此反过来也造成政府缩短这张名单的动力。

  至于“低税”，这本来就是社会公众对于高效政府的强烈要求。当下，国内的政府体系明显已经走在一条有问题的道路上。最初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税收上升，政府面临着“减税”和“扩大规模”两个选择的时候，因为缺乏外在约束，政府选择了扩大规模。而之后，由于发现可以出售土地发展地产，所以政府的规模越做越大，现在已经大到没有卖地和发债收入无法维持的状态之下。因此本次在自贸区的改革强制区内采用“低税”策略，决策层显然想给各个地方政府以一个示范区域，让地方政府有一个明确的税收约束手段。

  更为先进的做法，当然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不干涉”理念。它涉及到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构成基础：交易自由。可以说西方经济体之所以能达到繁荣的状态，正是因为有了市场经济最底层的交易自由理念，才使得市场对于像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能不断及时地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

  而反观国内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其实是一种命令型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的经济个体每个动作都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或者是体现了政府的意图。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邓公的开明政策之下，政府越来越多地对民间的做法说“可以”。正是不断的“可以”，造就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繁荣。

  “可以”的态度，既代表了政府的开明，也留有命令经济的残余。它的隐含前提是，民间的尝试，仍然必须与政府商量，获得政府的同意。但中国是个大国，就政府而言也有数千个，万一哪个政府不开明，不“可以”呢？

  而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尤其是外资合作的“不干涉”政策，其实证明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已经可以迈过去除命令经济最后一点残余的时候了。此时政府完全可以反过来，只要说“什么不可以”，就行了。

  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可以管得越来越少。也为小政府和低税收提供了可能性。

  其实从决策层的一些表态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自贸区的未来走向的端倪。近日，高层频频吹风，“自贸区是为未来改革做先行试验的区域”；“自贸区积累的经验，会迅速在全国推广”。

  不仅如此，在最新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为自贸区站台，希望泛太平洋地区国家政府积极通过自贸区方式来加强合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决策层在上海自贸区的操作上，是有相当共识的。

  在某种意义上，自贸区与当年邓公开辟的经济特区，在操作上是相似的。在党内对改革思路尚有疑虑的时候，用一小块区域先行试验，如果这块区域能获得成功，再全面推广。而事实上，自贸区与特区一样，都肯定会获得成功。不仅是改革的方向正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小块区域，本身就是一块特殊领地。光是试图来抢先淘金的企业和个人，就已经足够让这块区域繁荣了。

  这样看，倒反而是现在国内涌动的自贸区扩大化，其实是这种改革试验的可虑之处。因为没有了强烈的约束，自贸区改革的方向，反而把握不好。

  不过，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已经表过态，不希望各地方争夺这种试验权。不过中央政府能否挡住地方对于自贸区试验的热心，现在倒真的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