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 美国女子凯蒂·巴尔特从2006年秋天开始，经常坐飞机往返于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家和康涅狄格州父母的家之间，这种情况持续了5年。在美国，像凯蒂这样帮助照顾年老父母的中年人共有2400万人。凯蒂和她的母亲一直在费心照顾躺在病床上的凯蒂父亲，父亲已病入膏肓，是该继续延长他痛苦的生命，还是让他早日离去，这个问题一直让她们纠结不已。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问题

  退休教授对妻子说：我活得太久了

  凯蒂的父亲杰弗瑞是卫斯理大学退休教授，79岁时患上了中风，一年后，为了改善他过慢的心跳，医生又给他安装了体外的心脏起搏器。疾病令杰弗瑞痛苦不已，他曾告诉凯蒂的母亲“我活得太久了”。

  到了2006年夏天，杰弗瑞已有84岁高龄，他双目失明，并患上老年痴呆症。2006年8月，他因脑出血在医院住院近一周，还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到了冬天，一直照顾杰弗瑞的凯蒂母亲开始感觉不堪重负，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感觉我的生活是一片废墟，尽管我爱了这个男人60年，但这种生活太可怕了，并且已经持续了5年，有时我甚至希望他死去，让我解脱。”

  2007年1月，身为科学记者的凯蒂采访了在克利夫兰诊所工作的卡特里娜·布拉马斯提，她是一名医院生物伦理学家，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职业，她在医院中担任着类似“非正式生命法官”的工作。当重症患者的家属认为现有医学技术无法给患者的健康状况带来改善，但又不知道是否应该决定结束患者的生命时，卡特里娜这样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他们。

  先例

  父母曾想放弃对植物人女儿的治疗，但法律不同意

  当医生跟患者家属的意见不统一时，卡特里娜提供的咨询意见就变得十分重要。

  卡特里娜研究过很多相关案例和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决议，这一决议在以前的法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病人拒绝接受治疗的法律权利。当时，遭遇车祸而成为植物人的密苏里州女子南希·克鲁赞已经在州立护理院中躺了7年，她的父母希望移除她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但遭到密苏里州政府的拒绝。最终最高法院裁定，患者有拒绝治疗的权利，但密苏里州政府也有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合法权利，克鲁赞的父母必须证明，移除生命维持设备是出于克鲁赞本人的意愿。

  卡特里娜的工作涉及在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中斟酌：患者决定接受还是放弃治疗的合法权利，政府保护公民生命的合法权利，患者家人的道德观念，医院和医生的义务……最终，她会成为那个令患者家人和医生从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消除了疑虑的人，不管是要给予患者能消除其痛苦的治疗，还是要停止令垂死患者的痛苦延长的治疗。

  纠结

  生命维持设备给患者增添更多痛苦

  在成为生物伦理专家之前，卡特里娜曾在美国第三大心脏起搏器和植入式心脏除颤器制造公司中担任质量工程师，她表示，心脏起搏器和植入式心脏除颤器引发了很多伦理问题。“这些设备很简单，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她说道，“植入时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术，但由于人们过于关注它们挽救生命的功效，却忽视了它们的另外一面。这些设备都是生命支持设备，这意味着它们一旦被关闭，患者也将随之死亡。除颤器有时会给患者心脏带来不必要的震动，会让他们觉得胸口好像被马蹄踢到了一样。如果不停用这个设备，会给将死的患者增添更多痛苦。起搏器从道德伦理上来说更难界定，它也是生命维持设备，但它不会像除颤器一样给患者带来痛苦。”

  卡特里娜的话引发了凯蒂的思考：她的父亲杰弗瑞不是跟克鲁赞一样的植物人，他依然能够自己吃饭，他同时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曾经一整个周末都在刷牙齿，他会大小便失禁，无法行走自如……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形同地狱呢？

  卡特里娜透露，实际上，在患者使用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之前，就应该被告知这些设备能够持续使用的年限，以及当设备停用时他们的生命也会结束，此外，停用这些设备必须以不给患者带来痛苦的方式进行。

  抉择

  放弃一条生命，谁能下得了决心？

  对于凯蒂的父亲杰弗瑞来说，如果停用心脏起搏器，他的生命只会剩下几周，最多也只有几个月。反复思考克鲁赞的案例后，凯蒂认为，她和她的母亲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有权利要求停用父亲的心脏起搏器。这听起来非常合理，但从情感上来说没那么简单。

  凯蒂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给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父亲的起搏器可以用毫无痛苦的方式停用。凯蒂的母亲沉默地听着电话，她并没有选择结束丈夫的生命，而是选择继续过着护理他的生活。

  凯蒂和母亲后来一直延续着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