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迅速席卷中，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隆裕太后、吴佩孚、张勋……大人物们是那个辛亥年的主角，他们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载体、以不同的形式被不断书写、演绎。

  对于家住无锡的金赛珍女士来说，百年前的那个辛亥年，有着另一番模样。她的父亲金鸿声，是辛亥年的见证者——当时，他是南京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的一位普通士兵。通过父亲的讲述，金赛珍看到一个新军小兵眼中的辛亥年。

  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

  结缘新军第九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9月份，我18岁，在无锡老家胡埭镇学生意。我们九个青年凑钱去南京参观劝业会，到南京后，就到陆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看望老乡杨文锦。

  同是胡埭人的陈乾宝，知道我去后，就来寻我。他对我讲，你好报名参军了，并且教会我唱一首歌，告诉我，这首歌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四万万人，四万万人，都是亲兄弟，恨被那满洲人，将我做奴隶，一心要一意呀，结个好团体，恢复我自由权，胜我革命喜。二千万里，二千万里，好个大陆地，恨被那异种人，将我做奴隶，一心要一意呀，结个好团体，收回我旧山河，胜我革命喜。

  这首歌是革命党的歌曲，在当时是不能公开唱的，一旦被清政府知道，那是要灭九族的。我学会了这首歌，更坚定了我参加军队的信心，但当时不能立即参军，报到处的同志告诉我：“咱写信给你，接着信就能入伍。”无奈之下，在南京参观了劝业会后，我就回家了。

  宣统元年（1909年）12月24日（农历）上午，我刚到胡埭街上，信局送给我一封信，拆开一看，是入伍通知书。我赶回家中对父母只说到上海走一趟，当天就赶到南京第九镇三十三标报到，被编在二营前队三排二棚（当时军队的编制，“镇”相当于现在的师，“标”相当于现在的团，“棚”相当于现在的班）。二营营长是冷遹（冷御秋）。

  我参军后没有立即给家里写信，直到第二年三月里，才给家里写了封信。9月中旬，我父亲到南京看我，那时部队驻扎在中正街里向谱，父亲要我回家，我不肯，父亲也没办法。

  三十三标被张勋抄了

  我参加苏军先锋营攻打雨花台

  1911年农历八月，也就是公历十月初，长官对我说：“你今年有假期了，二十九天，回家探亲吧。”我原打算春节回家探亲，长官说不行，这时不休假就作放弃。没有办法，我才和无锡的一个战友一起回无锡，就住在战友在东亭的家中。过两天，听说京沪线交通断了，我觉得奇怪，赶到市里，才知道，武昌起义爆发了。我原来就不想回家，玩几天就赶到南京部队。现在东亭战友的父亲见战事起就不让战友出门。我想我如果回家，父亲肯定也不会让我再出门的，所以就留在市里。

  没过几天，听说苏军先锋营在苏州招兵，我就乘火车赶到苏州。苏州招兵委员会设在留园，负责人是徐德宽（武进潘家桥杨树下人）。我把休假经过告诉他们，提出要回原部队。他们却告诉我：“你的原部队三十三标被江防营统领张勋抄了，你就留在苏州，等义军攻下南京，如果三十三标还有，你再回去吧。”

  苏军先锋营共招了一营人，人员招满后开拔到镇江龙潭，在高资修筑工事，发的是俄国枪。因保险不好，不能用，全部换成日本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日本明治二式枪。

  约一个月以后，任务下来，粤军攻打太平门，苏军、沪军攻打紫金山天堡城，浙军攻打雨花台。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夜里十点钟后，突然吹紧急归队号，传达命令要我们支援浙军攻打雨花台。部队紧急行军，离雨花台三、四里路到处枪声大作，机关枪、重炮都用上了，战斗异常激烈。我们攻上雨花台，天已经蒙蒙亮，敌人溃退，我军全面占领雨花台。清点人数，我们攻上去的两个排也只剩下四十来人。给阵亡军士收尸，在雨花台旁边挖个坑就地埋了，也就是现在的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旁。

  给孙中山先生当传令兵，临别获赠两块白手帕

  攻下南京后，我们由师长洪承典、团长吴浩带领，一、二营负责总统府警卫，三营在外围。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当时传令人手不够，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十九名青年，到总统府内务部去传令。我是传令兵中的组长。我们的任务是接到名片送给传令官，由传令官把名片送给孙总统。

  孙总统的生活非常简朴，办公室里没有服务员，喝开水都是自己倒。有一只桶下面可用炭加热，旁边有一个龙头，一旋水就出来了。孙总统待人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原来我们进去见到他和传令官都要敬礼，后来孙总统说：“在总统府里，我们天天在一起，不要敬礼，你们出去，军容风纪要的，看见别的官员要敬礼的。在总统府里面就不要敬礼了。”

  传令官的办公室就在总统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屋。传令官共有6人，有一个广东人，有一次，孙总统和传令官在一起讲话，他们讲广东话，我听不懂，孙总统用普通话笑着向我说：“我们说话你不懂吧。”我也笑着说：“不懂。”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四月初，孙中山先生将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南京设留守府。我们被并入南京卫戍团。袁世凯做了总统后，只发给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部队军费十分困难，我们团又归并到徐州第三师，师长是冷遹。

  临别时，孙总统发给我们警卫员每人两块白手帕，上面用黑字印着“汉族存亡，在此一举，大总统孙文”。

  卫戍司令吴浩避走上海，旅部最后只剩三人

  在南京时，我们做器械体操，很伤身体，所以给每人发一瓶虎骨酒。我不会喝酒，就将虎骨酒送给战士喝了。冷遹师长知道后，对我说：“虎骨酒你怎么不喝？”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做器械操很伤身体，这是给你补身体的，你虽然年轻，但仍要注意身体。”后来又补发了一瓶虎骨酒。

  归并第三师后，我已是上士了，讨袁前夕，我升为司务长。1913年三月底，宋教仁被刺，7月份南京宣布独立，下半月提出讨袁，由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我们团攻打韩庄，广福军张宗昌的骑兵团首先冲击韩庄。广福军打仗很厉害，百战百胜，骑兵团是张宗昌从关外带过来的关外人，敌人听到就害怕。

  在我们第三师冲锋中，我就受了伤。开始没感觉，那天天气很好，我觉得皮鞋里潮了，低头一看，原来都是血。红十字会立即给我包扎，送我到徐州休养。

  正在我们攻打韩庄时，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却不辞而别，顿时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我在徐州休养了半个多月，吴浩将我们团带回南京，担任南京卫戍团。后来，我们的部队扩充为一个旅，吴浩自己成了卫戍司令，命我到卫戍司令部工作，那时我伤还未痊愈，任中校副官。

  后来，南京乱了，吴浩在英国人保护下到达上海。旅部只剩下一个参谋、一个军需和我三个人，情况很危险，我们也就分散走了。

  几年后，我听说孙总统在广东组织军政府，说南京的连长以上的人都到广东去，旅费到广东后报销。我立即四处筹集旅费，却筹不足，因此广东也就未去成。

  父亲的1911

  父亲的辛亥经历让女儿大吃一惊

  金赛珍是金鸿声的大女儿，今年73岁。小时候，在金赛珍的眼里，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1965年，已经在北京林学院读书的金赛珍想入党，写信询问父亲的经历，父亲回信，简单提到他在辛亥期间的经历，让金赛珍大吃一惊。1981年，北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全国范围内普查辛亥老人，金鸿声的名字出现在了名单上。“92岁高龄的父亲被接到无锡县城，随后又到了南京。然后和江苏省全体代表，一起坐火车到了北京。”

  金鸿声在北京期间，很多人来看望他，中央统战部也派同志来问他，十年动乱中，有没有受到冲击。他只说了一句话：过去的事就不提它了。

  纪念大会结束后，金鸿声返回无锡老家。从他带回来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主席台席次表”上，金赛珍赫然发现，与父亲同坐的，还有黄兴之子黄一中、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等人。历史的风云际会，在一张泛黄的纸上，云淡风轻。

  1986年12月，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97岁高龄的金鸿声被邀请去北京参加纪念大会。回到无锡不久，他就去世了。他走得安详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