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总想着改变世界。20岁的金鑫想要改变的，是身边的同学对于城管的看法。

  “说起城管，几乎都是负面评价，说实话，我也有些不好的看法，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城管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名来自南京大学计算机系大二新生，满脑子想着去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现代快报记者 杜晓明 郑春平 陶魏斌

  行政执法队伍十年未增员

  早在今年暑假还没到来的时候，金鑫就陆续找来了8个同学，准备做一个有关城管的社会调研。“开始大家都不熟悉，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同学的同学。”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年轻人投入热情去做一件认为是“探寻真相”的事情。

  这件事并不容易，金鑫和他的伙伴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了500多份纸质问卷和700多份的网络问卷。问卷围绕着城管和流动商贩这两个对象展开，“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城管争议最大的地方，就是如何处理和这些小商小贩的关系。”

  可事实上，获得的信息越多，调研小组的成员们就越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度。“城管的工作远远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表面。”

  丁怡在一个忙碌的午间收到了金鑫他们的调研申请，这位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宣教处的主任不假思索就安排好了时间，接待这几位大学生。“城管的工作不光需要社会的了解，我们更需要理解，我们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是南京城管一贯的作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实情，他们甚至在当地电视台，开办了国内第一档城管类电视专栏节目。

  “更多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透明，能吸引或者说是引导社会公众来参与城市管理的工作。”

  而在这个背后，事实上也有城市管理的无奈。“我们的城市10年来，不知道扩大了多少倍，但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这10年间，没有增加一个。”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许卫宁说。这位历任街道办事处主任、区长等职务的城管一把手，素来就以敢于直面公众而受赞誉。

  从管理走向治理

  一字之差折射南京新理念

  公众参与，在南京的城市治理实践中，绝非仅仅是口号。

  今年3月1日，《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正式实施，这部地方性法规是全国首部关于城市治理的地方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并引入了“公众参与”的理念。

  就是在这部条例中，明确规定南京将设立城市治理委员会，由市政府及其城市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市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公众委员共同组成，其中公众委员比例不低于50%，并赋予其特定的法律地位。

  “在城市治理上，我们强调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全社会都应该树立城市主人翁意识。”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对现代快报记者说。

  今年年初在台湾的一次访问，更是坚定了杨卫泽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理念的信心。“那次我们去台湾新北市中和区的一个叫锦盛里的社区走访考察，那里整个社区环境和秩序井井有条，靠的是什么？就是社区志工的服务。”

  志工是台湾地区对志愿者的称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开始在社区推动志工，自愿为社区提供服务。2000年是台湾志工的一个关键点，这年出台了“志愿服务法”，以前零散的规定被整合成一部地方法令，志工从招募、训练、管理、保障、补贴、奖励作了完整的规定，台湾志工更加蓬勃发展，现在台湾的志工已经内化为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

  锦盛里社区并不特别大，居民4400多人，却有104名长期志工，他们从事着公益服务、环境保洁、绿化营养、社区巡查等工作，同时也引导社区居民自觉参与到绿色环保、美化环境的行动中来。“这个社区的建设和管理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里面的精髓就是公众一起来参与社区管理。”杨卫泽说。

  而现在的南京，也正在用自己的实践，来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做探索。“普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决策，既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也可以调动社会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主要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小川说。

  在条例中，另一个微妙的变动是，“城市管理”换成了“城市治理”。

  南京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杨以群对此解读称：“城市管理”是单向的行政管理，“城市治理”则是行政管理+公众参与。

  显然，相对于“管理”的单向性、高权性和强制性，“治理”则突出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核心，具有更强的现代性、民主性、开放性、包容性、互动性和有效性。“城市治理是对城市管理的一次超越。虽然仅仅一字之差，但反映了政府在立法理念、执法观念、执法方式上的巨大变化。”

  舆情怎样传递

  公众委员会成为沟通桥梁

  5月24日下午，“新南京人”武文娟从南京市市长、市城治委主任季建业的手中接过聘书，成为城市治理“公众委员会”的一员，这也标志着南京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型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这名南京师范大学传播系的一年级研究生，今年才24岁，是本届公众委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喜欢这个城市，也希望南京的大街小巷，能变得跟景区一样干净。”

  “我们当时是在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看到这个小姑娘的，觉得她冲劲很足，而且敢于挑刺，就主动联系她，鼓励她来报名我们的公众委员。”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的丁怡介绍说。作为城市治理的行政单位，他们真心希望公众委员能“敢讲，敢做”，“小姑娘运气也不错，通过公证处摇号，被选为了公众委员。”

  “今天在座的45位公众委员，你们背后代表的是450人、45000人、450万人；你们大都是各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和专家，有理论、有实践，有智慧，也有热情，你们背后都联系、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一个片区的公众。”在当天的公众委员发聘仪式活动中，季建业市长认真地说，“城市治理就是要通过你们，了解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一起探讨下一步我们城市治理要着重突破什么、完善什么，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秩序、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文化。”

  集思广益

  45双眼睛盯牢城市治理

  效果正在慢慢出现。

  当选公众委员后，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先是关注到了扬尘问题。他通过微博发布了多条自己看到的存在的问题，并附上了自己拍摄的多张共青团路附近道路扬尘的照片。“发了微博后，我经常能看到有城管队员在现场管理，洒水降尘的力度也加大了，的确有效果。”

  武文娟则将目光投向垃圾分类。她结合暑期社会实践，组织30名同学对南京垃圾分类现状做了一次调研，走访了10多个垃圾分类试点社区，并形成了调研报告递交市城管局。“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告能有利于南京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另一位公众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段进，则向城市治理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加强南京微环境管理的提案。“我发现南京的部分小街小巷需要提升管理，经常存在车辆乱停、占用人行道、乱堆垃圾等现象。”

  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也组织了部分公众委员考察南京垃圾分类工作，参观了部分试点小区及江南垃圾焚烧厂建设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部分委员针对垃圾分类情况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批评意见虽然难听，但从南京垃圾分类的现状来看，需要吸收更多市民智慧，更需要市民积极参与。公众委员集体考察垃圾分类，算是迈出了共同治理第一步。”城市治理委员会一位政府官员评价说。

  从公众委员的角度来说，他们更不希望最后变成了清谈会，显然交流的作用是为了倒逼政府部门制定更加科学的治理决策。

  长效管理

  志愿者成为“蚂蚁雄兵”

  如果说南京城市治理委员会的公众委员，仅仅只是“45人的力量”的话，那么城市治理志愿者则可以称得上是“蚂蚁雄兵”了。

  7月底，南京城市治理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当天，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就已有3.2万人。南京市城管局局长许卫宁还亲自担任了协会会长，“我们将不定期地开展一些公益性的活动，邀请志愿者参加，比如垃圾分类、清理牛皮癣、维持停车秩序、劝导占道经营等。真正让我们的市民，参与到我们城市的治理中来。”

  “现在，如果我听到身边同学讲一些有关城管的话题，我都会用我亲身的调研告诉他们，城管并不容易，并且我还会动员他们去参加我们的志愿者协会，让他们去当一天这个城市的管理志愿者。”在那个烈日的午后，当金鑫和他的90后伙伴们走出南京市城管局时，他是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了这段话。

  显然，这些年轻人虽然还没有改变世界，但是已经改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