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像一颗不起眼的痣，并没有被多少南京人记起。

  忙碌的建筑工被命令在这一年的年底前，按照西洋人的图纸，在这个城市的南面建起一个工厂。

  没过多久，高大空旷的房子里，一部部奇形怪状的机器被安装了起来。大家都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这些锃亮的玩意儿。

  这个挂着“金陵机器制造局”牌子，并在当时成为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兵工厂，虽然没能帮助走向没落的清帝国挽回颓势，却让南京有了最初的工业基因：这里同样有着追求精密以及对技术偏执的传统。

  也就是在这一年，在遥远的欧洲，芬兰的一位工程师在当地开办了一间造纸厂，他给工厂取了个名字，叫做“诺基亚”。

  现代快报记者 杜晓明 郑春平 陶魏斌

  逼出来的“自我革命”

  当47岁的画家狄亚铭决定从美国回到自己当初学画的城市时，他那些直率的美国同事纷纷摇头。

  “我已经腻了。”对狄亚铭来说，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南京开始一段惊心动魄的创业之旅，给他带来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美国顶级动漫公司“艺术总监”这个头衔。

  幸运的是，狄亚铭并没有让自己的冒险失手。他赶上了这个城市发展软件动漫产业最好的时期。

  这一年，也就是他来到南京的2007年，南京软件企业数量达到1100家，产业销售收入突破36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深圳和上海。而在2000年，南京当时还只有200多家软件企业，年销售收入仅18亿元。

  从18亿元到360亿元，“南京速度”让人称奇。

  “那个时候，南京已经提出要建‘软件名城’这一重要战略，当时大家一致认为，软件业是高效产业、富民产业和绿色产业，是最适合南京发展的产业之一。” 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巡视员蒋维胜对现代快报记者说。

  但是在这之前，左右南京经济发展的却并不是软件业，而是重化工行业。

  寻访根源，我们再一次回到历史的长河中。

  1935年，一船机器从大洋彼岸再一次运到了南京一个叫六合的地方。这一次，大家不再像看西洋镜一样好奇了，工人们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机器包括辅材全都安装完毕。这确实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当时这是全国投资最大的一个工厂，以至于这家工厂所在的地方，也被人们称为“大厂”。

  53岁的范旭东是这座工厂的主人，而这位中国化工之父留给南京的，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化工厂。

  “南京的化工历史最早就是起于南京永利铔厂，以后南京的工业发展，基本沿着重化工这个脉络在走。”蒋维胜说。

  历经70多年的发展，到本世纪初，石油化工已成南京“石化、钢铁、汽车、电子信息”四大传统支柱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石化企业一感冒，全市经济都得跟着咳嗽”。

  布局散、能耗高、污染重，面对资源和环境瓶颈，南京开始了“自我革命”之路。

  被注入科技活力的历史

  狄亚铭回到南京后，就张罗着成立了南京艾迪亚动漫艺术有限公司。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当年的9月，曾经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悄然变身，它的新名字叫做“晨光1865科技创意产业园”。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叫乔布斯的人推出了一款叫做“iPhone”的手机，狂热的粉丝们昼夜排队，都想要在第一时间，拥有这款手机。而当时它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来自芬兰的诺基亚公司。

  这个世界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让南京几乎和世界同步跨入了工业机器时代，而在100多年后，科技已经取代单纯的机器制造，成为了这个强劲时代发展的重要引擎。

  于是，代表新兴产业的创意产业搬进了废旧的工厂车间，而同样的百年老店诺基亚，则在新的对手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庆幸的是，南京又一次几乎和世界同步。

  不过，这多少有一点“被动”的感觉：新中国建立前后，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仅为40平方公里左右，80年代扩张到120平方公里，到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619平方公里，人口约800多万。而南京市的煤炭消耗，1982年仅为366万吨，到2006年为2019万吨，到2011年就猛涨到3380万吨。在工业类别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为82.5：17.5，石化及其延伸产业的比重之高尤为典型。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过分倚重重化工的发展，也让南京的环境问题备受关注。“十一五”期间，全南京一共发生各类环境污染事件44起，较“十五”期间增长33.3%，呈明显上升趋势。2011年发生19起，2012年1~11月发生24起，其中江北重化工集中区发生13起。

  “南京目前已经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的阶段转换期，要破解这些发展中突出的问题，首先要注重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当然，选择软件产业，既是南京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南京的一个特定选择。

  “我在南京，很容易就招到需要的人才，这里创业的成本低，氛围好。”查海是南京巧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老总，他的公司虽然创立才2年，但已经为国内1000多家客户提供了专业的软件技术服务，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

  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与硅谷、班加罗尔等国际知名的软件城市有着“气质”相符的地方，比如科教资源丰富、信息基础设施发达、人居环境优良。

  南京地区的万人大学生比例全国第一，万人研究生比例是全国第二，每年毕业的软件及相关专业毕业生将近5万人，可以说，南京是我国最合适软件业发展的城市。

  “南京产业升级，要找到适合南京特点和地位的一个主攻产业，现在我们要把软件产业作为南京第一大主导产业和第一大支柱产业。”杨卫泽把脉说。

  科研者的创业元年

  有了定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成为了政府研究的内容。“科教与人才资源转化不充分的老问题依然困扰着南京。”杨卫泽说。

  怎么办？2012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九，南京市委、市政府把在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国防科工企业负责人都请到了国会中心，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恳谈会。

  这不是一场清谈会，政府显然有备而来：他们重磅推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科技九条”的新政。

  政策允许科技人员离岗创业保留身份职称、允许科研成果所得收益的60%至95%划归研发人、允许科技人员在职创业收入归个人所有、个人奖励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知识产权按50%至70%比例作价入股企业、在校学生休学创业计入学分。

  这些实实在在的文字深深触动了象牙塔内的教授们。“‘科技九条’的出台，首次在南京高校院所营造出一种‘光明正大’创业的新氛围。”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胡敏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理念氛围下，高校院所的科教人才资源能量，被真正激活和释放。去年，南京共有144名本地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主动“辞教下海”创业。而这些教授们，选择的产业基本都是属于新兴产业的软件行业。

  于是，这一年也被称为了南京高校教授的“创业元年”。

  科学发展的赢家通吃

  各种政策的引导，让南京的软件行业在良好的基础条件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来自南京市经信委的报告称，以南瑞、南自、金智等为龙头的软件企业，在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等各个环节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群，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链效应，占据了国内市场50％以上的份额。

  以华为软件、中兴软件、联创科技为龙头的软件企业抢抓3G通信及下一代移动通信的发展机遇，占据了国内市场30％以上的份额，并开拓了境外多个市场。

  以中电科技十四所、二十八所、三宝科技等为龙头的软件企业发挥在智能交通领域的优势，占据了国内市场20％以上的份额。

  在基础软件领域，南京也有突破，新华科技、百敖软件和瑞中数据为代表的南京基础软件企业，在通用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和行业实时数据库领域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实力。

  去年，南京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1943.5亿元，同比增长27.9%，占全国7.9%，全省46.6%。软件谷被工信部授予“国家新型工业化（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示范基地”称号，成为江苏唯一一家国家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示范园。

  狄亚铭现在已经习惯了在将军山、牛首山一带接待来自美国的老朋友。“环球影视、迪斯尼、华纳兄弟这些全球行业领先的游戏公司，80%都是我们的客户。”

  而从不放弃冒险的他，眼下正瞄准数字大荧幕产业发展。“我们现在的优势，依托的就是南京整个软件行业的蓬勃发展。”

  这是个赢家通吃的时代，南京正倚着软件业的发展，走向了一条科学发展的迷人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