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27版）

  父亲这个人不发脾气不骂人，但我一直很怕他

  我算了一下，这一辈子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四五年的时间。我对他的印象，也是断断续续的。他去世以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印象才一点点拼接起来。

  父亲这个人非常自律，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除了看书，没什么其他嗜好。我们都叫他“标准钟”，他一般早晨5点半起床，散步半小时，然后开始看书，看到7点半，去上班。庐山会议后，他没有工作了，7点半会出去再散会儿步，回来接着看书，看到中午，吃过饭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看书。晚上一般看书看到10点半，然后休息。有时候和他一起散步，他会一边走一边说起刚刚看到的植物、花鸟鱼虫什么的，他特别懂这些。

  父亲这个人，不发脾气不骂人，喜怒不形于色，总是很平静，但我一直很怕他。小时候，我要调皮捣蛋了，老师会告状。父亲就会说：来来来，你坐下，我们两个谈一谈。听他这么说，我就很害怕。

  那时候，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儿子。后来，听警卫员说，有时候晚上我睡着以后，他会来我的房间，站在床头盯着我看，一看看很久。我想，他还是喜欢我的。

  1967年，我在新疆农场劳动时，认识了我爱人。我们结婚前，我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他们给我邮寄了400块钱，还给我邮寄了被套什么的，是他们用旧的。后来，我们结婚用的新被子，还是我爱人她家寄来的。大女儿出生以后，我带着爱人和女儿去肇庆探亲，后来大女儿就留在了我父母身边。父亲也喜欢孩子，但他好像没有那种传统的观念。我大女儿出生后，他就说，一个孩子就够了。二女儿出生后，就一直跟着我和爱人。

  父亲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相信他的信仰，尊重他的信仰。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我并没有入党。

  我身边现在没有父亲的任何东西了。上海、齐齐哈尔、无锡、南京，都有父亲的纪念馆，我们把父亲留下的一些遗物捐了出去。后来出版画册《张闻天》，我们又把一些照片送了出去。我和父亲的合影本来就只有四五张，如今更是连一张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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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是毛主席的老乡，她曾向主席写信“讨公道”

  我母亲刘英，原名郑杰，是湖南长沙人。她1925年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和母亲是1929年认识的，当时母亲在苏联学习，父亲是她的老师。回国后，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长征。母亲是中央队秘书长，负责常委的生活、开会记录、文件传达等工作。在工作中，父亲看上了母亲。毛主席他们看出了父亲的心思，就撮合他和母亲结婚。1935年11月30日，他们在陕北瓦窑堡结婚，当时，父亲在瓦窑堡主持党的工作，毛主席在前线指挥打仗。12月，毛主席从前线回来，特地向父亲母亲贺喜，还戏称父亲“明君”，母亲“娘娘”。

  我母亲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很开朗直率，在延安时和贺子珍等女干部关系都很融洽，和毛主席因为有老乡之谊，关系也很好。那时候，贺子珍和主席闹了别扭，常来找我母亲调解。主席和江青结婚后，两人闹了别扭，江青也常常找我母亲来“告状”。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生活上的事情，都是母亲说了算，政治上，都听父亲的。比如，他们两个，一个吃得清淡，一个吃得辣，饭就各吃各的。家里的钱，一直是母亲掌管。但母亲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时候，母亲想把公家的房子退了，买个四合院，父亲当时就火了，说你这是干什么。母亲也就不说话了。

  父亲在庐山会议挨批后，大概是8月20日回到北京，他到家后，和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说，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但父亲却说，脑子里有东西，不讲怎么行呢？母亲也就不多说了。不久后，受父亲的牵连，母亲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母亲想不通，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她和我父亲结婚，是主席介绍的；主席那时候说，张闻天这也好，那也好；可是现在怎么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主席收到信后，在上面批示：“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处理有所分别”。这样，母亲才免掉了“分子”，定为“严重右倾”。但是也离开了外交部，去了近代史研究所。她没搞过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只是个发工资的地方。

  母亲跟着父亲受了不少苦，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我后来听别人说，1968年，母亲和父亲被隔离审查后，关在两个房间，两人见不到面。母亲个子矮，洗不动大拖把，父亲就帮她把拖把洗干净，放在那里。后来到了肇庆，出门买菜什么的都是母亲去，父亲从来不沾钱。

  父亲去世后，母亲调到了北京，担任中纪委委员。2002年8月26日，97岁的母亲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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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是农民，二姐有文化，但被父亲精简掉后，一直是工人

  父亲就我一个儿子，我2001年从南京大学图书馆退休，当时的职称是讲师。我那时候也想申请职称，母亲说，你去跟人家争什么？我就不申请了。退休后，我一直住在南京。我的大女儿一直跟着我父母，后来就在北京工作，小女儿一直在南京工作。

  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大姐从小就在上海老家务农，后来嫁了人，大姐夫是上海工具厂的工人，大姐就跟着他，到了城里，作为家属变成了“城里人”。现在，大姐已经去世了。

  我二姐因为有文化，原来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6年，政府精简人员，父亲那时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率先把我二姐精简了下去，让她回上海自谋生路。由于父亲把姐姐给精简掉了，所以当时外交部接下来的精简工作特别顺利。二姐回到上海后，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车厂找到了工作，还是做打字员。再后来，就以工人的身份退休了。

  我还有个妹妹小倩，是父母在“三年困难时期”收养的。父亲那时候每个月有400块钱的工资，母亲是老革命，她的工资比邓妈妈（邓颖超）和蔡妈妈（蔡畅）低，但比大多数女同志都高，每个月有300多块。父母就我一个儿子，家里经济比较宽裕。父亲到各地考察，发现老百姓生活特别苦，他就提出收养一个孩子。他到山东考察时，从当地的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妹妹。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年龄差距大，从小也不在一起。这些年，联系也很少。

  链接

  张闻天，1900年8月出生，上海浦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报告，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又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35年12月，主持瓦窑堡会议，支持毛泽东同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起草会议决议。

  1936年12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发言中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8年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为推动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宣传和教育工作，并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张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对于新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据新华网、《张闻天年谱》《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