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郭少棠（Prof. S.T. Kwok），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目前是香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资深院长、香港浸会大学内地发展特别顾问、新亚文商书院名誉院长、尼山圣源书院名誉院长、深圳社会科学院顾问、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特别顾问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文明对话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创校常务副校长。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上海复旦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创办的联合国际学院倡导的博雅（Liberal Art）教育受到国内外的推崇，美国明尼苏达州Augsburg College在2011年授予他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是该校一百四十二年历史上首位华人学者获此殊荣。
9月5日， 由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主办，《现代快报》、地势坤（中国）教育训练机构联合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彼得·德鲁克高层管理论坛”在中山陵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超千位商界、政界管理者齐聚一堂。
论坛上，香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郭少棠教授的演讲给现场千余名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日，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中，郭少棠教授进一步与读者分享了如何通过比较文化的研究、通过历史的视角来解读德鲁克生态学的“博雅管理艺术”。现代快报记者 刘果/文 路军/摄
谈比较文化
谈“车轮理论”
19世纪中国文化传承出了问题
记者：因为您是研究比较文化的，今天听您讲博雅管理艺术，我觉得您的思想就是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德鲁克思想三者的融合，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对接、弘扬、融合的过程。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当初怎么会想到要研究比较文化？这次论坛上选择重点谈德鲁克的博雅管理艺术是基于哪些考虑？
郭少棠：这个要从德鲁克的社会生态概念说起。德鲁克先生出生在维也纳，成长在一个教育培训非常宽、文化底蕴非常厚的环境下，同时，他那个时代正好是欧洲文化转变比较大的时代，也就是一战到二战之间，当时欧洲文化出现了转裂点。我在美国读书时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时代，重点研究19-20世纪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就顶不住整个西方文化的冲击。
其中，我特别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传承。比如，德意志的建立是在1871年，所以德意志、整个欧洲的传统在18、19世纪时的变化正是中国文化需要的时候，我就用这个角度详细了解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变化，诸如五四运动，康有为、孙中山思想的变化等。同时，从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从古到今，从黄河流域文化，到埃及文化，到尼罗河文化，到巴比伦文化，再到印度文化的演变，简单讲就是一个由农业社会文明转向工业社会文明的过程。
这期间，我发现19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对接农业文明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也就是在传承上出了问题。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生活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形成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精神、精髓、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的这样一个重要变化，以及欧美把整个世界带入所谓城市化的另一个变化。在这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中间，我就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面临的变化，比如上层建筑的变化，社会的变动，社群的变化，政治体系的变化，以至于最后到文化的变化。
我把上述几个角度加起来，再尝试用三个维度来看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时，我发现这就是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过去五十年，欧美文化变化很大，出现了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德鲁克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看到美国许多大的企业的变化、大的组织的变化后，于上个世纪90年代决定他的研究应该转移到所谓非营业机构上。因为他一直都觉得，知识型社会的出现就是伴随着一些重要的转变，包括大学、医院等，以及知识分子主持的组织的出现。
所以，在发展中，我提出用中国文化来思考德鲁克先生的博雅管理艺术，包括如何用中国文化来体现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其实这是中国传播德鲁克先生思想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谈“车轮理论”
管理的核心是关注人的价值
记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变成书本，缺少活着的文化人实践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传播又不能用传统的方式，而必须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在您本次演讲中提及这个问题时专门提到了 “车轮理论”，请您谈谈这一理论的内涵和运用。
郭少棠：你说得非常对，文化传承离不开每一代人的实践和传播。前面我们提到德鲁克社会生态的概念，其实德鲁克社会生态学可以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个平衡，我理解的是万变不离其宗，所以就以车轮的概念来描述德鲁克先生的这一思想。
“车轮理论”意思就是，车轴是中心，辐条是支柱，地面是支点，车轴、辐条和地面三者互动。互动过程中，车轴越稳定、车轮转得越快、辐条的组合越好，整体发挥的多元化成效就越高。
这个理论源于我对《易经》的理解，我们可以用《易经》中的道和术来思考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多元互动，简单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管理为例，一个是外面的顾客，一个是内部的员工，也是平衡的。
德鲁克先生一直说，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一个社会生态观察者。他认为，管理就是一个生态体系，在整个生态体系中，互动的每一个单元需要结合起来，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去中心的互动。
因此，我们必须紧握“道”的轴心，重点关注人，关注人的价值。
谈传统教育
知识型社会教育创新非常重要
记者：现代快报近期筹建了现代快报学院，准备做从小学生到企业高管的不同人群的教育培训，还想开展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邀请知名学者讲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时候遇到您，算是一种缘分，因此想请您就现代快报学院的文化教育方向给一些指导意见。
郭少棠：一家媒体能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我目前也在致力于做类似的事情。我打算在香港地区设立一个高层次的德鲁克思想研究机构，致力于将全新的富有积淀的德鲁克思想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中。
我非常喜欢南京这个城市。这次到南京，我脑海中就迸发出了一个念头：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古都如何在变与不变中间寻找文化的新方向，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南京与北京、上海很不一样，这是由城市的生态内容决定的。许多人评价南京文化过于保守，建城墙却不愿建城堡，就是为了阻止外界进入，不够开放。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显著的特点的存在恰恰是南京特点转化的机会。
所以，现代快报立足南京做这样一项文化教育事业，我认为非常好。事实上，基于德鲁克先生的博雅艺术理论，我们一直提倡师生家国的“四维教育”思想，即老师、家庭、学生跟社会结合在一起，拓宽学生的社会视野。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技能、灌输知识，而是要让生命焕发光彩。
另外，我认为教育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知识型的社会中，教育是最好的知识型组织。
未来，我非常乐意就这个学院的发展与现代快报做更深入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