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学者奥托·多夫·库尔加儿时曾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几十年过去后，他仍然未能忘记在奥斯维辛的所见所闻。现在，库尔加写了一本不同寻常的书，描述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在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特殊童年

  以儿童的好奇心看待奥斯维辛

  奥托·多夫·库尔加表示：“奥斯维辛是我的童年，我在那里学习成为了一名人道主义者。”他不仅这么说，还把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童年写了下来，这本书名为《死亡都市的风景：关于我记忆和想象的思考》，它成为了记叙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为独特的书籍之一。这本书今年1月出版，3月份在德国上市。

  库尔加的这本书重点并非受害者的痛苦或德国纳粹的动机，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思考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童年生活。库尔加在书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自我精神分析，描写了大量画面和场景，试图了解它们的意义，尽管知道他的这些问题会得不到解答。

  在一个段落中，库尔加描述了最后一次目送自己的母亲离去的情景。他怀孕的母亲被送往另一个集中营，他的母亲希望自己和在奥斯维辛怀上的这个孩子都能活下来。但最终他们都死了，均死于德国战败不久之前。文章描写道：“我的母亲穿着单薄的裙子，裙摆随风轻扬。我看着她渐渐走远，我希望她能转过头来再看我一眼。但她没有转过头来，我无法理解，后来我常常会想起这个画面，直到今天也会想起：为什么她没有转头看我，就连一次都没有呢？”

  在书籍描述的另一个场景中，一位名为伊姆雷的犹太男子教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孩子们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库尔加写道：“伊姆雷到底为什么偏偏选择《欢乐颂》，在这个没有未来或许是唯一确定的事情的地方，选择这支被信仰人的尊严、价值的人们奉为宣言的歌曲呢？这是不是一种讽刺？或者这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在试图不要抛弃、丢失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信仰，尽管这些信仰最终会被熊熊的火焰吞没。”

  双重身份

  集中营里的男孩、犹太历史教授

  通过以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方式，库尔加将脑海中的记忆画面跟问题联系在一起，并在书中加入了自己1978年重返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时拍摄的照片。将库尔加如今的身份跟这本书的内容联系起来对比，更能凸显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库尔加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犹太历史的荣誉教授，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谓在为纳粹的种种罪行寻找原因。

  库尔加将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他书本中所描绘的那个充满好奇心的男孩，他能看见但是无法理解奥斯维辛；另一个是试图理解奥斯维辛的学者。库尔加表示这两个人一直在他身上共存：“不过，这两种思维的角度其实是统一的。人们会有无法向自己解释的原始经验，但人们会用不停的探索、思考来对其进行补充，因此最终能够离真相越来越近。”

  在写作这本书之前，库尔加几乎没有将自己“充满好奇心的男孩”的一面展示给公众，此前他的同事们几乎都不知道这位教授曾是奥斯维辛幸存者，他曾在1964年法兰克福举行的首次奥斯维辛审判中作为目击者出庭作证。库尔加之前一直把自己男孩的这一面藏了起来，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展露出来，每当此时他就会坐在大学办公室里，将自己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记忆记录下来，这本书就是在这些录音、日记的基础上写成的。

  很难想象库尔加在公开场合对奥斯维辛的经历保持沉默长达数十年之久。在他的前臂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编码148975依然清晰可见。他表示：“我曾经的体毛比现在更重更厚，这个编码被遮了起来。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过去我不会主动说，也几乎没人主动问，事情就是这样的。”

  获得新生

  从死亡之旅中逃脱，前往以色列

  1933年4月16日，库尔加在捷克小镇Novy Hrozenkov出生，这一年1月，德国纳粹掌权，早已通过了第一批反犹太的法律。

  库尔加的父母埃里克和艾莉说捷克语和德语，给库尔加请了一名德国保姆。库尔加在捷克一所学校上完了一年级，但后来他被学校开除，因为犹太小孩被禁止上学了。1942年，库尔加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他回忆道：“当时我很开心又能跟小伙伴们呆在一起了。”因为不想跟家人分开，后来库尔加的母亲自愿申请将自己和库尔加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库尔加还向朋友们承诺，如果奥斯维辛比特莱西恩施塔好的话，就会写信给他们。

  1943年9月7日，库尔加和母亲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很显然这将是一个终点。在奥斯维辛只有一条法律适用，“集体死亡的法律，”库尔加说道。在奥斯维辛的时候，库尔加做好了死亡在任何一天到来的准备。

  有时，库尔加会和集中营里的其他孩子一起尝试大胆的举动，比如他们会用手去抓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在白天基本上没有电。但有一次，当通过铁丝网将食物递给自己的伯父时，库尔加发现铁丝网通了电，他被灼伤了，身上至今还留有疤痕。

  1945年1月，库尔加和父亲被送往通向德国纳粹中心的死亡之旅。1945年1月24日，他们从中逃脱，返回捷克。他的父亲留在了布拉格，库尔加则在1949年登上了前往以色列的轮船。以色列对当时的他来说就像是个充满新生的乌托邦，他起初来到了一个以色列集体社区，从事农业劳动。最终他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研究犹太历史。

  保存回忆

  仅在1978年故地重游一次

  库尔加的早期犹太历史教授是希伯来大学的梅纳赫姆·斯特恩，斯特恩一天在上班途中被一名巴勒斯坦人谋杀，凶手在法庭上表示，他只是想杀死一个犹太人，不管他是谁。从那以后，库尔加的生活又受到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冲突的影响，这令他感到困惑，他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持“开明”态度：“毕竟，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库尔加后来跟一名受到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的犹太女性结婚，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在家的时候他们并不怎么谈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话题。现在，库尔加的女儿成了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她曾向自己的父亲要有关奥斯维辛回忆的录音带，她的孩子们也会问库尔加有关奥斯维辛的一些问题。

  1978年，库尔加前往波兰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在其间休会的一天，其他与会者都外出活动，库尔加却没有参加，而是前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当时奥斯维辛已经是一片废墟，道路上长满了野草。库尔加在那里拍摄的照片现在被发表在了书籍中，他曾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前，请出租车司机帮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后，库尔加才发现司机只拍进去半个人，他表示：“一个只有一半的库尔加，这个人曾经分裂成两半，这张照片真的很恰当。”

  从那以后，库尔加再也没去过奥斯维辛。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曾问他为什么不再回去看看，写出他对那些遗址的回忆。库尔加在回信中写道：“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您的建议，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想为自己永远保存对奥斯维辛的记忆，将它定格在1978年我第一次故地重游的时候。对我来说，改变我脑海中的这些画面，会使我远离记忆中的奥斯维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