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表彰会，沈立人、宋林飞、张宪文、茅家琦、周勋初、胡福明、洪银兴、顾焕章、蒋赞初、鲁洁等作为“江苏社科名家”，接受了表彰。“一部精品力作、一个大师级人物，往往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形象和品牌。”10位社科名家均为江苏社科乃至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自本期起，柒周刊将每期推出一位社科名家，让读者近距离地感受和了解每位社科名家的人格魅力和突出成就。

  一部史书的编纂有时候与它身后的历史一样耐人寻味。

  梳理民国的遗产，历史学家们发现，在那38年的时间跨度里，更像是一个舞台，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剧本演绎。而它的遗产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1949年之后，那份遗产花开三枝，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一部分东去岛内，另一部分流落到了海外。此后，更是形成了对于民国遗产的三种不同剧本，大陆的民国史学、岛内的民国研究，以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剑桥话语”。

  这其中，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因其起步早、研究者众、成队伍，又有着特殊的地缘与档案资料优势，被称为“南京学派”。40多年来，以张宪文为首的“南京学派”，以冷静的史家态度谨慎叙事，无意成为“先锋”，却一次次走到时代前面。

  头二十年，没有开始就停了下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国史研究是禁区，虽然每次辛亥革命逢十纪念的时候，领导层都曾提出过修纂民国史，但政治形势天天变，民国史的研究没有开始就停了下来。

  柒周刊：中国历代修史的传统，后代修前代史，从来都是惯例。建国后，领导层对编修民国史提出过什么指导性的意见？

  张宪文：1949年之后，董必武就曾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却始终悬而未决。那两年，社会上“土改”接着“镇反”，军事上抗美援朝，民国史自然无暇顾及。

  直到1956年，当时，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周总理拍板提出建立民国史研究项目。第二年，反右开始，接着搞大跃进，自此运动不停，政治形势天天变，民国史的研究没有开始就停了下来。

  后来，到了1961年，又是一个纪念日，辛亥革命50周年，董必武在纪念大会上再次号召重修清史，研究民国史。可到了第二年，阶级斗争观念加强，大家都去搞“四清”，没人敢响应董必武的号召，民国史更没人碰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不是没人碰而是彻底变样了。那时候，在书店看不到社科类的书，一片红海洋，到处是毛主席语录。

  这种局面直到1972年，此前一年是辛亥革命60周年。当时，周恩来看到整个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随即在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民国史的出版计划正式确立。任务交给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又转给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找到了李新和孙思白。1973年，中国科学院（后来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和孙思白的领导下，建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写民国史的工作正式开始。后来，他们派人来南大，动员我们参与这个项目，问我们愿不愿意干，1974年，南大也参与到官修民国史的工作中来。

  柒周刊：官修民国史的计划确立后，实际进展如何？

  张宪文：当时，史学界的顾虑并没有打消，想到毛主席说的“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大家心里都不踏实。我找了一条“中间路线”，即时刻做两手准备——一手研究江苏籍的民国人物，一手研究中共党史。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眼界开阔了

  进入80年代，社会的眼界也仿佛一下子开阔了。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人心求变，热潮不断，从读书热逐渐延生出了对历史的最初追问，史学界最大的愿望和特点是加强学术交流。

  柒周刊：1980年代，这个时期民国史研究呈现什么特点？

  张宪文：这个时候，最大的特点是学术交流加强。1980年代初，大陆各类书刊影印甚多，也进口了一些国外的和台湾的书刊，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澳大利亚访问学者费约翰，两次来南京大学访问研究，学校指定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一次，他打算去台湾搜集史料，问我需要台湾的什么资料。我说可以购买一套《革命文献》。费约翰回来后，带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吕芳上研究员赠送的这套材料。同时，吕芳上先生也希望我们帮他在大陆复印一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我们迅速将材料复印好，请示学校及省有关部门，都表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谁也不承担批准与台湾交流的责任，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还专程来南大与校党委领导协商处理此事，但也无结果，最后上报省委，由省委领导指示经邮局寄出。这件事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多年后，我去台湾访问见到吕芳上先生，我说海峡两岸史学界我们两人最早开启了交流的大门。

  柒周刊：对于大陆开展的民国史研究，台湾学者有何看法？

  张宪文：大陆要官修民国史的消息传到台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紧张，台湾学者议论，这不是明摆着把他们丢弃于历史车轮之后吗？这部皇皇巨著如果编好了，一旦放入图书馆，台湾就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活人都将走入坟墓。当时，岛内弥漫两种声音，一个是咱们自己也要编一部民国史。另一种声音是，千万不能官修民国史，按照中国传统，后代修前朝史，岛内这么一做，无异自掘坟墓。一时间，台湾学界闹得沸沸扬扬。两种思想矛盾了好些年，最终在学界领导人秦孝仪的主持下，编纂了一部《中华民国建国史》，意思是还在发展中，继往开来。

  柒周刊：两岸学者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肯定免不了一些争论。

  张宪文：1981年，大陆基本上属于官修的民国史出版了第一本，两岸的争论开始表面化。

  第二年，两岸的民国史研究者第一次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年4月，在芝加哥，在美国学者的促进下，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召开之际，把两岸学者拢在一起研讨民国史。两岸学界颇为重视，大陆胡绳带队，岛内秦孝仪领衔，两人都是学界领导人。双方见面不握手，关系挺紧张，观点很对立。

  面对面，两岸学者一上来，就先拿辛亥革命说事，大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岛内学者坚持是全民革命，分歧明摆着，谈不拢。这个问题直到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才解决。江泽民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个提法具有颠覆性，被认为是一次思想上从革命史观到民族史观的转变，他把之前两个阵营的分歧，用一句话就统一到了一起，对民国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史纲出版，“台湾和大陆都有人批判我”

  1985年《中华民国史纲》出版，这是解放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简明的中华民国史。这本书提出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民国史研究体系，纠正了过去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和片面认识，有利于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

  柒周刊：《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无疑是当时史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本书是怎么出炉的？

  张宪文：1984年，近代史所修纂的《中华民国史》刚刚出版了第二本，南京大学已经开始率先在全国高校里招收民国史的研究生，但是没有教材，我找到了孙思白，说这套民国史至今编不出，可是学生们要教材，能不能先编一套简明的民国史给学生看。当时，近代史所编写组的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答案是，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我们要讲课，没个教材怎么行。回去后决定自己来编。

  中华民国史体系，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为了与现有的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体系有所区别，我们采取了一个“过渡性”的民国史体系，即少讲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加强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内容，从而制定了一个较新的民国史体系。它虽然很不完善，但在中国大陆也算是初创。

  我们大量采用未曾公布过的新档案、新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向我们开放全部档案目录。这在二档馆历史上是空前的。

  柒周刊：众所周知，民国史当中许多问题比较“敏感”，何况当时人们的思想刚刚解禁，如何保证史纲顺利“落地”？

  张宪文：编写这本书时，我坚持的第一个原则是有真实史料根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该肯定的就应肯定，该否定的就应否定，否则历史认识不能进步。第二个原则是对历史认识的改进，采取“半步走”的方针。即反映历史真实应“一步到位”，但是现实状况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像一部汽车如果采取90度急转弯，就可能翻车。

  柒周刊：这本书出版后，社会各界怎么看？

  张宪文：一度很轰动。新华社向海外播发了《史纲》出版的电讯，立即引起美联社关注。美联社记者第一句话就问我，您编这本书有没有政治背景？我告诉他，没有政治背景，他哈哈大笑。我说你别笑，我确实没有政治背景。我们编书的目的，第一是爱好，我们喜欢研究民国史；第二，是教学的需要，我们培养学生，需要一部民国史教材。美联社最后以《中国重写历史——中国给国民党人、美国人以历史声誉》为题进行了报道。

  1986年，反对自由化，矛头直指理论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气氛有些紧张。由于史纲纠正了一些不当观点，并提出一些新的认识，这让当时有些人想不通。如东北两位老干部和北京某单位写了文章准备公开批判我为蒋介石、国民党“树碑立传”，要求北京的某国家级刊物刊出，最后没刊登。

  “台湾《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说张宪文“不得不承认蒋公的伟业”，同时批评我“为中共作宣传”，是对台“统战的新方式”。

  后来，我去台湾讲学，在课堂上我对学生说，台湾和大陆都有人批判我，并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说，大概我是对的。

  辛亥革命的评价和“三大政策”的问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民间交往已经展开，学界的争论已经沸腾。两岸学者争论的这十年，也是两岸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的十年，从民间三通到“九二共识”再到后来的汪辜会谈，圆桌的范围越来越大。

  柒周刊：困扰着两岸学者的，都有哪些问题？

  张宪文：有一些重大问题绕不开，除了辛亥革命的评价，再就是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

  关于抗日战争，两岸的分歧由来已久，大陆教科书讲国民党抗日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岛内话语则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坐待变局。

  这个问题，两岸交流了十年，也吵了十年。直至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双方才达成共识。

  再一个，就是有关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大陆这个早有定论，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这一点与海外和岛内学者却有分歧，他们认为孙中山没讲这个话，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这一吵也是十年，最终基本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孙中山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是没有把这三个观点连在一起讲过，确实没有。联俄没话说，还派蒋介石去苏联学习。联共也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事实。扶助农工文件也是有的，但是孙中山从来没有把这三个内容连起来公开提过。

  大陆学者的看法是，作为后人研究对一个领袖的思想做个高度的概括，是正常的。比如讲邓小平，就概括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度的概括，不能说是错误的。

  民国史研究“险学”变“显学”

  梳理民国的遗产，历史学家们才发现，在那38年的时间跨度里，更像是一个舞台，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剧本演绎。剑桥版、南京大学版、四川版的民国史相继出版。进入新世纪，民国史带头人李新和孙思白已经相继故去，而当初社科院近代史所计划10年完成的民国史，直到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才出齐。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两年之后，106岁的宋美龄去世。之后几年，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在美国公开，社会上掀起“民国热”。

  柒周刊：您如何看待“民国热”现象？

  张宪文：历史研究应该冷静理性，现在有一种倾向，一些人看了蒋介石日记后写了一些文章，认为蒋说的都是真的，把蒋说得高大全，“蒋公很伟大”“蒋公可以安息了”等等诸如此类，历史研究忌讳根据某一个材料下结论，而应将档案、信件、日记、口述材料、第三者等多方史料来描述历史、解释历史、评价史观。史家的语言要平实，形容词一多就容易走样。

  张宪文和他的“南京学派”

  明年，张宪文在南京大学学习、任教将满六十年。从一个热爱考古的热血青年到史学大家、耄耋老者，张宪文亲历了南大历史系的发展和成长，也见证着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从业60年，他交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他的带领下，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中心也从一张白纸成为国家基地。如今，80岁高龄的他依然奋战在科研第一线，最新的动作是两岸四地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和编辑《宋美龄全集》，合作者们是一群中青年学术精英，作品有望明年初出版。

  动乱年代的特殊使命

  1958年，张宪文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分配他讲授“中国现代史”。当时，这门课程没有教材，连参考资料都很少。限于政治因素，上课的内容仅仅是解释“毛泽东思想”和阐述革命斗争史。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中国现代史”是一门既无学术积淀，也无史料资源，甚至连研究自由都没有的课程。“文革”时期，“中国现代史”这门课程先后被改为“中共党史”、“两条路线斗争史”、“十次路线斗争史”，教材中也充斥着大量歪曲、颠倒的史实。不过，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张宪文与“中华民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面战场的首次全面认识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张宪文潜心阅读了大量史料。1985年，张宪文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纲》出版，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一举奠定了张宪文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历史的客观真实，主要体现在历史事件的真实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民国史要经得起质疑，也绕不开这两条。在写作史纲的同时，一部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的新书也在酝酿之中。

  长期以来，都是讲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战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于正面战场，人们了解很少，只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惨烈的豫湘桂作战被说成是“豫湘桂大溃退”。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一度被禁止放映。

  1987年，张宪文编写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出版，这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正面战场22次战役，它对开拓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纠正人民的片面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蒋介石是谁？

  民国人物“去脸谱化”

  80年代初期，虽然“全民公敌”“独夫民贼”的帽子摘掉了，但蒋介石这个人物评价还是没从“鬼”变成“人”，一直都在讲他“投机革命”。张宪文通过查阅大量档案史料，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蒋介石是一个在孙中山影响带动下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80年代中后期，张宪文在完成《中华民国史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中国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等著作基础上，在学术环境进一步宽松形势下，开始转入蒋介石全传的写作。“全传”1996年出版，对蒋的一生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述，备受学术界图书市场关注。

  以铁证揭示

  南京大屠杀真相

  2000年，中日关系再度紧张，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张宪文决心担当起搜集大屠杀史料的重任。“历史学者要把历史搞清楚，提供给广大民众或者政治家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收集、编纂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扩展史料和突破既定思维束缚，张宪文的团队十年来足迹踏遍美、日、德、英、意、俄、法等国及我国台港地区。

  2005年，28卷、15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问世，北大老校长吴树青教授称其是“南大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为国家做的第二件影响深远的大事。”2011年，耗时10年、分3批出版、达72卷共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在南京出版齐全。至此，世界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翔实史料集出齐。

  以身引领

  “南京学派”新发展

  1984年，南大成立了历史研究所，所内建有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起初只有张宪文及其学生陈谦平两人。1993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一批学者加入研究队伍。2000年9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2009年，教育部150个基地中评出25个优秀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榜上有名，在历史学科15个基地中，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评估排名第一位。

  2012年，张宪文上书校领导，对将民国史研究中心建成国际一流学科提出建议，诸如建立民国史史料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世界大学中华民国史学术合作委员会等。

  张宪文

  1934年10月生，山东泰安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主要学术著作及论文包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多次获得全国和省市政府各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