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朝都会的南京，无疑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虽然我们眼前看到的，是繁华都市中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但沧桑的历史悄然深埋于足下，一个平凡的都市人身后，也许就藏着一个家族隐秘而传奇的历史……今起，《发现》周刊开设“口述历史”栏目，采访历史见证人，记录他们的所见、所历、所闻，用口述的细节，还原历史。如果您是故事中的人，请拨打025-84783552、84783612（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6点）和我们联系。

  口述者：王正铨（王炳钧次子） 73岁 学者

  提到南京三山街一带的南捕厅，我们最先想到的会是甘熙故居。但就在甘熙故居的斜对面，南捕厅24号，还曾有过一处“王公馆”。王公馆的主人王炳钧是民国时的大律师。王大律师曾担任多位民国政要的法律顾问，但鲜为人知的是，王炳钧曾经秘密为周恩来送谍报。“我虽然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但对他曾经参与谍报工作的生涯一无所知，直到他临近去世前一段时间才详细地告诉我他的谍战史。” 王炳钧的次子王正铨告诉记者。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生平事迹

  为民国政要当法律顾问

  也帮平头百姓打官司

  王炳钧生于1900年，江苏盐城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家底殷实，自然希望子女出人头地，所以很注重教育。王炳钧儿时在盐城、淮安求学，中学毕业后他考到了江苏政法大学，自此来到了南京。“父亲选择学法律，是因为他崇尚以民主和法制治国安邦，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王正铨说。

  大学毕业后，年仅25岁的王炳钧成为了一名律师，王正铨至今保留着父亲1927年加入江宁律师公会的证书。虽然年轻，但王炳钧很快声名鹊起，成了法律界的头面人物。他相继担任著名的乙和祥盐店、江苏省警察厅，国民政府实业部、铁道部等机关的法律顾问，许多政要、知名人士也聘请他当法律顾问，孙元良就是其中一位。上世纪30年代初期，王炳钧在南捕厅建起了“王公馆”。那是一幢西式花园小楼，不仅是王炳钧的寓所，也是他的律师事务所。

  尽管社会地位很高，但王炳钧对待街坊四邻仍是谦和礼让。王正铨说,曾经有个皮匠因为帮人担保牵扯进官司，一审被判败诉。皮匠不服气，认为是自己有理，于是在邻居的建议下登门拜访王炳钧。大律师会帮他一个平头百姓吗？这位皮匠忐忑不安地上门，结果王炳钧听说情况后一口答应，帮他打赢了官司。“早些年，老皮匠还没过世，我到他的摊子修鞋，老人家还对我讲起这件事情，连声说：‘你父亲是个好人’！”王正铨回忆道。

  厉声指责唐生智放弃南京

  深感国民政府腐败决定投身抗战

  1937年，抗战爆发了。那时王炳钧虽身处被日寇包围的南京，但对国民党鼓吹的南京城“固若金汤”一说还抱有幻想。因为在破城前的一次聚会中，当时南京城的国民党守军司令唐生智曾拍胸脯信誓旦旦地对他说，南京城决不会失守，国军可以有力量守城退敌。

  然而就在此言刚出不久，王炳钧就在路上遇到行色匆匆的挚友马湘先生，马湘曾经担任孙中山的侍卫长。马湘看到王炳钧，大为惊讶：“怎么你还没走？南京即将破城，难道你要留下来当汉奸不成？”王炳钧惊呼道：“不会吧？前些天唐生智还对我们说南京城保险得很。”马湘听后又气又笑地说：“你听他胡吹，连他自己都已经跑了，你还不走？要想走就跟我一起走，乘国府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的兵舰走。否则恐怕你就再也走不掉了！”就这样王炳钧接受了马湘的“特别船票”，忍痛舍弃了在南京的寓所，请人代管，自己仅在珍藏的古玩字画珍品中挑选了几件，一手提着公文皮包，一手提着一只不大的皮箱，登上了去武汉的军舰。就在军舰驶离下关不久，他们就遭遇日寇飞机的袭击，险些葬身长江。

  后来王炳钧到武汉后见到了唐生智，他厉声指责唐生智弃南京而逃，弃同胞于日寇手中而不顾，丧失民族尊严。这时，唐生智连声叫屈，并致歉称此事完全非自己决策所能左右，只是听从蒋委员长的指令行事。通过这件事，王炳钧意识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坚定了他投身抗战事业的决心。

  与周恩来建立革命友谊

  隐姓埋名从事抗日活动

  在武汉，王炳钧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统一战线，参加了法律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工作。

  “父亲跟周恩来年少时就见过面，因为以前在淮安读书时，周恩来的叔叔教过父亲语文，但是他们是在武汉真正建立起革命友谊。”王正铨说。

  王炳钧先后辗转于武汉、四川、香港，直至潜入上海法租界，隐姓埋名，以代课教员为掩护，从事隐蔽的抗日活动。直到日寇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才回到了离开八年的南捕厅寓所。“因为寓所被日寇霸占做疗养院，房子才免于被毁，不过父亲放在三楼的古玩字画全部被洗劫一空。”

  回到南京的王炳钧，参加了当时首都律师公会和全国律师公会的筹建工作。就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挑起内战，王炳钧对此义愤填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他决心帮助共产党。他创办了南京实用法律学校，自己出任校长，为我党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

  生于1941年的王正铨，儿时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父子两人可谓形影不离，但也有例外的时候。“父亲的办公室在一楼，会客厅和办公室之间有一道拉门，父亲会见重要客人的时候，就会支开我。”

  年幼的王正铨并不知道，在这些重要来客中，就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周恩来。

  和高层政要交往甚密

  利用自身有利条件为周恩来送情报

  “父亲当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开展在法律界人士中的反内战工作，同时为党搜集情报。父亲一生从事非职业情报工作，这基于他与周恩来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他们通过多种秘密渠道进行单独联络，连父亲身边的密友都不知情。”王正铨说，周恩来在南京时秘密拜访过王公馆，据说他对院内花园里一株“重丝海棠”情有独钟。

  王炳钧的情报从何而来呢？因为担任众多国家机关和民国各界政要人士的法律顾问，所以他能了解众多国家机关和民国各界政要的公私秘密，比如王炳钧既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人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溥侗的好友，又是他的法律顾问，所以能从他那里了解不少有关皇族人士的机密情况；又比如，王炳钧与于右任、孙科是好友，所以又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国民党元老人物的情况；再比如，从好友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处，较早地获知了海军总部迁至台湾的有关情况……

  蒋家王朝临近覆灭时，王炳钧有不少在国府中担任要职的朋友，劝他去台湾发展，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王炳钧毅然地留在南京。“父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先生说我是党的挚友，因此，我愿意与党长期共存，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大家成为永远的挚友！”王正铨说。

  在王公馆，王炳钧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后来他又鼓励长子王序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曾经邀请王炳钧去北京工作，但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后来他一直在南京参与民主人士的活动。1964年病逝于王公馆，享年64岁。

  宝贵收藏

  见证了王炳钧

  的那段历史

  48位民国政要悼词

  见证了王炳钧

  的那段历史

  1947年，王炳钧的父亲去世。因为王炳钧和民国军政大员们的交情，多位政要题写了悼词。这些珍贵的手札从王炳钧手中传承下来，如今王正铨悉心珍藏着。“当时题词有100多件，其中还有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可惜因为历史原因，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48件了。”

  王正铨向记者一一展示：于右任、孙科、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都是民国时期的大人物。他们的题词大多写在私人信笺或者政府机关的便笺上，以“典型犹在”“高风共仰”“高风亮节”等褒赞之辞，表达悼念。

  王正铨说，爷爷发丧时从内桥到菊花台一路戒严，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沈怡亲自题写讣告，众多与王炳钧交好的社会名流前来吊唁。

  在这些手札中，孙元良的悼词最为特别，他自称“愚侄”，与王炳钧的关系可见一斑。而正是因为这份手札，王正铨还和孙元良的儿子、著名演员秦汉建立了联系。

  “父亲留下的这份遗物意义重大，这些手札见证了王家的一段历史，反映了父亲在民国时的地位，也正是这些人脉，为父亲给周总理搜集情报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研究民国历史人物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王正铨说。

  父亲离开近50年，王正铨如今也已是古稀之年，但父亲对他的教诲还时常在耳畔回响——“做人要正派，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