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有人说他是“文坛侠圣”，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也有人认为他一钱不值。其实，媒体和大众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坛之上的金庸。而本书是一部以平视眼光写下的《金庸传》，作者以客观、理性的尺度，依据大量详实可信的史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家，一个报业巨子，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活动家。本书首次利用第一手档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矫正了有关金庸生平的许多讹误。

  [上期回顾]

  1952年，查良镛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与同事陈文统成了好友，他们就是后来的“金庸”和“梁羽生”。

  和金庸谈论《书剑恩仇录》或者写信给他的人中，既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讲师，也有工厂的工人；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的许多地方，《书剑恩仇录》都很受欢迎，经常会被拿来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

  《书剑恩仇录》受到的欢迎出乎金庸意料，动笔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一个武侠小说家。世事难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开花结果，无心插柳倒是柳成荫。

  1955年的一天，《书剑恩仇录》还在《新晚报》上连载，刘芳和李晨风等电影界的朋友在茶楼上谈起《书剑恩仇录》时说，如果将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应该怎样拍，忽然想不起来书中某个人物的绰号了，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纷纷插口进来告诉他们。

  1955年末，《新晚报》还在连载《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的副刊编辑李沙威就力邀金庸为他们的“说月”版也写一部武侠小说，编辑的恳切态度使他难以推辞，就答应下来了。

  从1956年1月1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

  他想起十几年前在石梁读高中的岁月，在《碧血剑》中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女主角温青青出生在石梁。衢州、石梁以及烂柯山的风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传说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碧血剑》的历史感很强，政治性极浓厚，崇祯皇帝、李自成、皇太极都出现了，还有许多平民在乱世中流离的情节。这无疑有金庸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

  1956年9月5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上连载结束，当天预告：“我们已约得武侠小说名家百剑堂主为我们撰写《风虎云龙传》，日内开始连载。”

  “百剑堂主”是陈凡的笔名，他给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题诗，为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单行本赋词时则署名“中宵看剑楼主”。金庸也在当天的“天方夜谭”致各位读者，说“百剑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满庭芳》词就出于他的手笔。堂主文采风流……”

  陈凡生于1915年，比金庸、梁羽生年长，早在1941年春天，他们还在高中求学时代，陈凡就已经进入《大公报》，先后做过记者、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等，决心以《大公报》作为其一生的事业。

  1947年5月31日，他曾因在广州采访中山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的新闻而被捕。

  同事唐振常说陈凡是《大公报》当年的名记者，走南闯北，写下了许多受人欢迎的通讯。他早年热衷新诗，中年以后改写旧诗词，“嬉笑怒骂，哀思激烈，亦庄亦谐，可歌可泣”，钱钟书罕见地为他的《壮岁集》作序。

  陈凡诗词、书法、文章都好，但他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风虎云龙传》从1956年9月9日开始连载（一直到1957年7月29日），大概没引起什么反响，从此不见他再写武侠，却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

  10月22日，《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刊登了一则预告：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

  ——编者

  “三剑楼随笔”专栏诞生。当年10月24日，喜欢电影的金庸为“三剑楼随笔”开篇写的是《〈相思曲〉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后来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金庸谈电影、书画、音乐、舞蹈，也谈围棋、象棋、民谣、谜语，谈文学、历史、宗教，也谈京戏、摄影，甚至圆周率，范围很广，显示了广泛的兴趣。

  其中有关棋艺的话题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乐道，几乎占了“三剑楼随笔”的八分之一。

  酷爱围棋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就有对棋局的描写，《碧血剑》也有弈棋的情节。

  1956年12月8日，他发表《历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举行的一场中日围棋赛，一方是19岁的中国棋手吴清源，另一方是60岁的日本顶级高手——本因坊秀哉。这局棋断断续续下了三个半月，一局既终，本因坊秀哉好不容易胜了一子（两目）。他字字平实，却以短短一千多字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了出来。

  董桥称赞他“对文字的运用，已到极纯熟的地步”，此时即已初露端倪。

  不久，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大公园”副刊编辑，以“姚嘉衣”等笔名发表影评。

  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

  此时的他，虽然因为武侠小说获得了一定的名声和收入，但却从未想过要做一位职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