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德国少女布丽奇特·艾克为了练习速记技巧开始写日记，现在她的日记被编辑成书出版。布丽奇特的日记以一种全新、真实的视角展示了普通德国人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不仅体现了二战时一些德国民众对时局的漠不关心，也体现了大部分德国人对纳粹暴行的视若无睹。

  她眼中的二战

  1944年2月1日

  “今天早上我们到学校时，发现学校被炸了。瓦尔特劳德、梅丽塔和我回到吉塞拉家，随着留声机的音乐跳舞。”

  1942年12月，当同盟国空袭柏林、纳粹军队攻击斯大林格勒时，15岁的德国少女布丽奇特·艾克开始写日记。此后3年间，她每天都会写日记。现在，布丽奇特的日记以《战时少女》的名字出版，它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示了德国人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体现了战时的一些德国人对时局的漠不关心，也体现了大部分德国人对纳粹暴行的视若无睹。

  长期以来，德国人对战争创伤的叙述还被视为一种禁忌，但随着亲历了二战的一代人都年事已高或离开人世，一点一滴有关二战的第一手资料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格尔达·坎兹莱特在柏林一家搜集、记录二战目击者证词的非营利性机构工作，她表示：“之前跟我们合作的老人中，已经有很多人去世了，而且每个月都有越来越多的二战目击者去世。很快，他们将一个都不剩了。”

  布丽奇特的日记是在紧要关头被发现的，当布丽奇特把日记寄给作家、历史学家阿内特·格洛斯奇奈的时候，“日记本的纸张发黄，几乎都毁坏了，基本上没有办法阅读。”格洛斯奇奈说道，她参与了《战时少女》的编辑和注释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本日记是个重大发现。“这本日记最吸引人的是它的真实性，”格洛斯奇奈表示，“一些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是出于利益和影响考虑而写成的，但《战时少女》跟它们都不一样。”

  格洛斯奇奈指出，历史轶事比学术研究通常更能吸引大众的兴趣，更不用说小说和戏剧了。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能正视其黑暗过去的德国来说，类似《战时少女》这样的作品对于从各个方面了解二战具有关键作用。日记中记叙了平凡生活的部分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反映了二战中德国本土普通青少年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单调乏味和惊心动魄并存。布丽奇特记录自己经常去看电影的经历，并以同样的笔触记录柏林的防空警报，战争造成的破坏跟母亲的坏心情相比，令她感到的沮丧在程度上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布丽奇特在日记中冷漠、平静的描述，跟当时严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5年3月2日

  “玛格特和我去Admiralspalast电影院看《绅士的儿子》，这真是部不错的电影，但中途突然停电一次，真扫兴啊！”

  阅读布丽奇特的日记有时会让人感觉她有点圆滑，“她写日记是为了练习速记技巧，因此她惜字如金，”格洛斯奇奈解释道，“这本日记是她在二战时对自己生活的简明记叙，她写日记时并没有考虑到会有读者，并不是想证明什么，因此她不会美化生活，也不会自我反省。不过，尽管她对大部分事情都没有详细的记叙，但她的日记通过简明的语言表达了丰富的含义。”

  从日记中不难看出，布丽奇特对于时事的关心还不及男女感情和时髦衣服。此外，她还表现出非凡的冷静态度。1943年3月的一次空袭造成柏林2人死亡、34人受伤，令布丽奇特家附近的1000人流离失所，但布丽奇特对这次空袭的记录仅仅是“发生在午夜，令人恐惧，我半睡半醒”。

  1943年2月27日

  “瓦尔特劳德和我去剧院看《四个小混混》，我给吉蒂·赛福特也弄了张票。这部剧废话连篇，荒唐至极。我们走回维滕贝格，在亚历山大广场坐地铁。3个军人跟我们搭讪。吉蒂太傻了，他们跟她说话时她一言不发。再傻的人也知道要回答，就算我们不会跟他们约会。全城的犹太人都被带走了，包括我家马路对面的裁缝。”

  由于日记中的如实记叙，布丽奇特对更广大的社会背景的无知无觉展露无遗，尽管她在日记中对同学、朋友的八卦评论显示她的观察能力毫无问题，但她的确对第三帝国的暴行全然不知，在她所有的日记中，只有这一篇提到了纳粹对犹太人的驱逐和暴行。

  布丽奇特在米特区哈特市场的纺织厂工作，该地区在当时是柏林犹太区的中心，但布丽奇特依然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二战中的她

  冷漠无知

  对犹太人受到的迫害一无所知

  现在，布丽奇特已经86岁了，对于自己的冷漠，她依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时我还年轻，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她回忆道。

  离布丽奇特曾经工作的纺织厂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疗养院，在二战时期，这家疗养院被用作运往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集中地。“我儿子常跟我说：‘你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布丽奇特说道，“但我真的什么都没注意到啊！”

  布丽奇特回忆：“当时柏林已经没有犹太人了，我还太小，什么都没意识到。1933年，我第一次拍摄的学校合照中还有一些犹太女孩，但到我第二次拍摄学校合照的时候，这些犹太女孩都不见了。当我跟我的妈妈问起她们的时候，我妈妈说她们搬到巴勒斯坦去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参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才看到有关犹太人集中营的照片。”布丽奇特说道，“战争过去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布丽奇特的故事很平凡，也很典型。就像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1983年所写的那样：“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道路是因仇恨建立，由冷漠铺成的。”像布丽奇特这样的普通德国人，所做的只是随波逐流。她兴奋地写道，她在纳粹德国少女联盟中受到了提拔，1944年3月，她曾在日记中简单地提到加入了纳粹党，并表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交朋友。她表示：“没错，我们的确很崇拜希特勒。我们当然会如此，因为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受到了纳粹思想的影响。”

  布丽奇特从未对政治产生兴趣，总体上来说，她对每日生活的艰辛更加关心，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布丽奇特的生活看起来已经算是奢侈了。例如，1944年11月，当希特勒正在计划对西线战场的阿登地区展开大规模攻击时，布丽奇特在日记里抱怨自己新烫的头发不好看，担心去上班时同事们的评价。

  随波逐流

  在纳粹德国学会趋利避害的生存技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二战文学的重心倾向于战争回忆录和男性的体验，”德国历史博物馆的阿努尔夫·斯克里巴说道。这些文学作品基本上都基于施害者或受害者提供的材料，其中后者居多。

  布丽奇特显然不属于任何一方，她只是令第三帝国得以运转的车轮中的一枚齿轮，一个显然擅长忽略社会阴暗面、愿意相信别人灌输给她的教条的年轻女性，当然她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亲历了柏林战役，并且她的父亲和伯父死于前线，但她并没有因战争受到伤害。跟《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相比，布丽奇特无疑是幸运的。

  安妮·弗兰克比布丽奇特小两岁，她的日记仅比布丽奇特的日记早了两个月，她们的共同点在于，都用一种新颖、自然的视角对二战进行了记叙，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德籍犹太少女安妮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布丽奇特则能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二战结束后不久，布丽奇特成为了反法西斯青年组织的一员。

  “我们只能随波逐流，我们别无选择。”布丽奇特表示。其他人也许对此不会赞同。二战给了人们很多教训，但从布丽奇特的日记中人们看到，成长在纳粹德国令年轻的布丽奇特学到的更多的是生存技巧，但这丝毫无损于她故事的价值。

  “从根本上来说，每个目击者的证词对我们来说都有有趣之处，”德国历史博物馆的斯克里巴表示，“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他们最终都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