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傅高义先生是一位美国人，却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在这本他倾注了十年心力完成的著作中，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全书人物、事件众多，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也罕见地对本书作了推介。

  [上期回顾]

  邓小平回京后，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与此同时，毛泽东启用了王洪文，欣赏他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与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1973年的经济计划。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指挥员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7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

  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同年11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于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毛泽东怀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作任何反应。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对美国在减少与台湾的交往、跟中国恢复邦交上无所作为也很生气。尼克松曾经许下诺言要在1976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是不管做何解释，美国现在都是在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基辛格11月访华后，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和自己站在一起。邓小平在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自从1931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后，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并在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邓小平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军委委员。周恩来为动手术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

  林彪死后，毛泽东需要有人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他比林彪大10岁，没有权力野心。但是在1973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美中关系时，他也转而利用邓小平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后不久获悉，刚当上党的副主席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在林彪还在世时给他写过效忠信。毛泽东担心其他大军区司令员也可能与林彪的关系过于密切，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换，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同时，毛泽东决定把跟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军区领导人调到北京。

  军区司令员大换班后不久，毛泽东宣布他请来了一个军师——邓小平。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任命邓小平后，并没有明确叶帅和邓小平两人谁排名在前。但两人相互尊重，在与军区司令员开展工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周恩来从1974年初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当时周恩来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的亲自指导下，邓小平成了事实上的代总理。邓能回来工作是得益于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但是在1974和1975年，他和周恩来再次紧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国、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样。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也要求他与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周恩来的身体日渐虚弱，江青开始担心毛泽东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邓小平，于是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他。江青的感觉没错，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