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情妇米米·阿尔福德时隔半个世纪后出版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她当白宫实习生时与肯尼迪一段长达18个月的隐秘恋情！

  当年19岁青春美丽的女大学生，如今已是69岁的祖母。她的回忆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私人视角，展示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隐藏半个世纪的恋情，讲述了一个女人如何进入神秘美妙的恋情，继而陷入苦痛的阴影，最终勇敢揭开真相。书中还有惊人的爆料，在冷战时代，作为美国掌舵人肯尼迪对世界的杀伐决断抑或似水柔情。

  [上期回顾]

  第二周，米米又接到了戴夫邀请去游泳的电话。之后的整个夏天，她都和肯尼迪在一起。

  和总统在一起的第一个夏天，我相信我和戴夫·波瓦斯之间建立了亲密友谊。真是没法不喜欢戴夫，他既有爱尔兰人聊天的轻松劲儿，又有神父的那种谨慎势头。我觉得戴夫就像长辈一样，照顾着我，确保我不受伤害。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戴夫并没有在照顾我，他是在照顾总统。

  戴夫的职责就是陪着我上楼，和我一块儿待上几分钟，然后离开。我经常花很长时间洗澡，然后穿着浴袍等候总统驾临。有时，晚些时候戴夫晚上还会回来喝一杯，讲些故事和政治花边儿。这两个男人很享受待在一块儿，有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会转向我，比如说，戴夫和总统都不肯相信我没有被同龄男孩猛追。我和他们谈起过我大一那年在惠顿时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吉米·罗宾斯短暂谈过一段。那还不够格称为约会，我们不过在宾州待了一个周末，然后发现和我在一块儿相比，他更喜欢整天打高尔夫。

  总统和戴夫都抓住了这事不放。只要我在他们俩附近，他们就拿这事开玩笑：“戴夫，告诉特勤局，要是有个穿着宾大衣服的家伙出现，就告诉他白宫已经关了。”或者：“你知道那个穿着宾大衣服的家伙吗，总统先生？我们今天把他抓进去了。”

  他们都用最绅士的方式在揶揄我，我也挺受用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被他们关注。

  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不是唯一，在总统生活里还有别的女人。我从没有想过他既然这样对我，那也有可能这样对别人。我此后读到戴夫·波瓦斯要许多总统情人保持沉默，因为这样私密的事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但他从没对我提起过。我猜，他觉得根本不用。

  要我说，总统之所以能把他的韵事瞒过白宫里最贴身的人，那是因为他在公私分明方面是个天才。泰德·索伦森在2009年的回忆录《顾问》里写道：“我们共事的这些年里，我们的关系总是被二元切分。在工作上，我完全介入了，而在他社交和私人生活方面却一点也没有，除了少数一些正式宴请，在白宫这些年我们从没一起吃过晚饭。我们为社交而一起出现的次数，少得我都能一一数出来。”

  索伦森是肯尼迪主要的演讲撰稿人，为他送上了无数“喉舌弹药”。他很清楚总统是怎么想的，还能清楚表达他的信念和梦想，比任何人都要好。但即使是这个人，也从没和总统单独用过晚餐，也从没在工作时间之外见过他。

  我很明白索伦森想说什么。总统这样公私分明让他能很好地安排生活中的一个个人。妻子儿女有一块天地，海厄尼斯港别墅那里聚集的一堆肯尼迪家族成员有一块天地，他核心圈子里的谋士们也有一块天地，朋友们有一块，媒体记者有一块。很显然，女友们也有一块。他的天才就是能控制这些“天地”交集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知道总统在玩女人，就连略有耳闻者也少之又少。总统完全掌控着谁能受邀进入他的世界、他们又能看到些什么，他游刃有余。但这一定很累。

  总统的这种战略甚至让我开始对他和菲德、吉尔的关系打上了一个问号。总统是不是和她们俩，或者其中一个也睡过？第一夫人肯定是怀疑菲德的，有一次她正陪同《巴黎竞赛》杂志记者参观白宫西翼，两位经过菲德办公桌时和她偶遇，当时夫人口气不善，“这就是那个据说和我丈夫睡过的女孩。”她是用法语这么说的（根据芭芭拉·贾玛勒凯恩的口述）。

  尽管写信请求采访杰奎琳·肯尼迪是我白宫历险记的导火索，但我在那里的时候从没见过——更别提和她打交道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办公室在白宫东翼而我在西翼，白宫这两部分虽然相距不超过100码，但却像两个独立小世界，自顾自运作。

  但主要原因还是1962年夏天她大多数时候都不在白宫。6月她先是陪着总统对墨西哥进行了国事访问，她用毫无瑕疵的西班牙语发表了简短演说，令人大为惊艳。然后她基本上都不在华盛顿，休3个月的长假，在格林欧拉别墅和孩子们在一起，此外，她还在海恩尼斯港租了一套7间卧室的房屋，离肯尼迪家大宅不远。8月7日到8月30日，她和卡罗琳远在意大利，回来之后她就直接去了罗得岛纽波特的哈姆斯密农场，她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她在那里陪着孩子呆到了10月初，然后才回到白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总统有那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

  和当时许多美国年轻女性一样，我很羡慕肯尼迪夫人的王室风范和品位。我母亲也是这样，她1961年见过肯尼迪夫人一面，当时夫人在白宫招待了波特夫人的女毕业生们，我母亲把邀请函和一份刻有白宫的纸板火柴珍藏在相册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她都是慈母贤妻，很有个性，抗压力很强，这在日后都凸显了出来。如果我说我不为在她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负罪的话，那我一定是恬不知耻。但我当年只有19岁，当时在我看来，我并不是在威胁肯尼迪夫妇的婚姻，而不过是在总统妻子不在的时候，占据着总统的时间。

  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总统几乎不提她，当然也从没说过任何批评的话或是指出她什么缺点。我只是跟着总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我是不是总统“唯一的其他女人”这一点，我根本想都没想。

  不久以后，各类传记纷纷出炉，我才开始发现他是怎样的一个登徒子。直到那时我才开始知道比如海伦·恰夫恰瓦泽，她是佛明顿的年轻毕业生。还有玛丽·平肖·梅耶，她是社交名流，极有魅力，曾是一名记者。她们俩几乎成了传记作者眼里最典型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是总统女人里面极少数几位能被指名道姓的，不像我。这些女人并非隐形人。多年来她们都是肯尼迪社交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们和孩子们会面，为取得成绩干杯，出席肯尼迪夫人主持的私人晚宴等——上世纪50年代时，那是参议员夫人的邀请，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就是第一夫人了。

  读到这些女性的事后，我意识到总统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和她们中间的某些人保持着关系。我不由得赞叹他的本事，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他始终小心翼翼不让他夫人知道他不忠的事情。我相信他一直很尊重她（指肯尼迪夫人），对他来说，她是实现他雄心的绝佳“伴侣”，这是基本的。而这份尊重，他一直放在心里的私密领地，所有“其他的女人”，包括我在内，都不会被允许进入。

  第二点则是，自始至终他都在保护他自己。要是你在风流逍遥的同时，还要抚养孩子、做个丈夫、领导政党、运作国家，还要环球旅行，追寻民主理想，你能做到么？你会怎么做？建起心墙，做出各种区分，确保没人能完全了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