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记者特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话题

  为何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主持人：近几年，在媒体及专业文献中都大量谈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为什么国内外都对这一问题如此关注？

  张晖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一定发展成绩、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以后，发展后劲乏力、发展速度下降、人均收入难有明显增长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人们常借用这一概念，以警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

  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防止跌入“陷阱”，需要认真总结我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曾遭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保持发展后劲这一课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认识到，既有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并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主张从既有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型经济发展，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以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孟捷：我想这种热潮跟下面两点有关：第一是国内因素。从2004年“郎顾之争”，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模式的讨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渐次显露。过去一度显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第二是国际因素，即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周文：经济发展速度的回落和有所下调，并不意味着一定碰到“中等收入陷阱”，更不是已经跌入“陷阱”。我同意前面两位的看法，必须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认真总结成功经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讨论是否存在发展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加以研究。

  话题

  陷入和跨过的各自原因何在？

  主持人：日本以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后来的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结局的原因何在？

  周文：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冲突不断，分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大大减弱。

  因此，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怎么分蛋糕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张晖明：全球化给他们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了新的外部机会。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亚洲四小龙”顺应全球化潮流发展起来，其实当时，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问题。韩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借助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实现了经济增长，跨过了中等收入阶段。与日、韩相比，拉美当时就没有这样的外部机会。中国要重视这个前车之鉴，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有日、韩当年那样的外部机会了，因为没有这么大人口体量的经济体来为中国提供市场。

  话题

  中国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主持人：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外需市场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可能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内需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低等内部因素也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障碍。请问各位，中国要跨过“陷阱”，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文：探讨中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不是导致陷入“陷阱”的原因，只是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关系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富人收入消费倾向低，穷人没能力消费，最终会因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因此，中国要避免落入“陷阱”，关键要把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

  张晖明：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主持人：对于我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了两种观点：周文教授认为重点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张晖明教授认为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能力。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晖明：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调整可以是近期着力推进的工作，这有助于协调内外需关系，找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消费需求推动因素，有效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投资体制、产业规制方式、资源定价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来予以配合。据光明日报

  快访

  “跨越”论依据不充分

  昨晚，就相关话题，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李实和南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吴亦明。

  李实：

  风险存在，应多方面解决问题

  李实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存在的。要避免进入陷阱，推动公平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初次分配而言，要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市场体系，再分配方面，就个税来说要让高收入人群承担更多税负，而中等收入人群则减轻负担。对低收入人群尤其贫困人口要加大保障，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提高低保水平。然而，光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不够，还要解决其他的问题。

  吴亦明：

  不能说已经“跨越”了陷阱

  吴亦明提到，有的学者认为，有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有学者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理由是不能光看收入是不是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标准线，而是要看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实，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有些学者说的话让人不敢苟同。

  说“跨过”也好，“规避”也好，无非是说要么是已经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是不会进这个陷阱。我们希望能规避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说已经“跨越”了这个陷阱，恐怕依据不充分。不管是“规避”还是“跨过”，前提都是必须正视我们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步履维艰。贫富差距在扩大，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打破，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依然如故。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还很大，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应该面对问题脚踏实地地一个个去解决。

  吴亦明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处理好一些关系，一个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保增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保就业？在产业结构上，如果现在片面地强调技术密集型的、资金密集型的，那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的是高新产业的发展和作为基础支柱型产业之间的关系。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是必须作为硬约束条件考虑的。

  现代快报记者 刘方志

  郑秉文：

  “中等收入陷阱”

  初级阶段已跨越

  去年9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据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