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长眠着唐亮、杜平、饶子健、刘飞、刘先胜、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的篇章，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

  《发现》周刊联合《铁军》杂志、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红星园·将星闪耀”系列，一一为您介绍他们的传奇故事。

  龙树林（1911—1939）：江西上饶人，原名龚盈炳，曾用名龙鼎。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送到彭杨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红十军炮兵连长，参加了赣东北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多次战斗，并改名为龙树林。1932年7月，由中共中央选派到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因学习成绩名列榜首，两年后被学校推荐到伏龙芝陆军大学深造。1935年7月，作为莫斯科留学生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底，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在南昌参与筹建教导队，先后任政治教导员、训练处主任、大队长，并兼军政课程的教学，后调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17日，在江苏江都市大桥镇附近受命率部对方钧部缴械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8岁。

  1939年4月17日，年仅28岁的龙树林倒在了血泊中。当天深夜，陈毅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怀着悲痛写下了《纪念龙树林》一文。

  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时间正是午夜12点，一纸文书带来龙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从熟睡中醒来打了一个寒噤，这是如何痛心的消息，一个人才，一个干部，一个忠勇的同志，培养起来要经过八年乃至十多年的工夫，但是消耗夭折却极轻易似的。抗战是艰巨的任务，有力的人又少一个，谁也难排遣这种悲怀！”

  □现代快报记者 郑文静

  从私塾辍学，领导煤窑工人为生存罢工

  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有这样一个习气，即使是亲密共事的人，彼此之间的谈话也很少转到个人身世上去。所以，陈毅并不知道自己悲痛怀念着的战友龙树林，其实原名叫做龚盈炳。

  龚盈炳，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县枫岭头乡稠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二，还有两个姐姐，全家十几口人，只有水田五亩，破瓦房5间，以务农为生。

  由于家贫，父亲给儿子们定了一个规矩，无论成绩好坏，一律只能读三年私塾。因为龚盈炳天资聪颖，成绩优秀，私塾老师就劝他的父亲说：应该让你的二儿子多读几年书，将来前途无量。但是，龚盈炳最终还是辍学了。

  为了养家糊口，龚盈炳想方设法找出路挣钱。他和村里的兄弟们到安徽祁门潜山茶场做茶，由于能吃苦耐劳，很受茶场老板的欢迎，可是老板开给工人们的工资却很低。龚盈炳领着工人们与茶场老板展开了斗争，经过多次说理，茶场老板只好答应增加工人的工资。

  后来，龚盈炳又领着这批乡亲去当采煤工，煤窑没有机械设备，他们光着身子爬进窑洞去挖煤，爬出来时全身黑乎乎的，只能看见两只乌溜溜的眼睛。他们做的是和牛马一样累的活，工钱却只有三升米。煤窑还经常发生瓦斯爆炸、塌方等伤亡事故。为了改善工人们的生存环境，龚盈炳领导工人们展开了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增添设备、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最后取得了胜利。

  改名龙树林，想让祖国这条巨龙得解放

  1928年1月，方志敏等在江西北部弋阳横峰一带领导农民进行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不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来到了龚盈炳的家乡，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在党的教育下，龚盈炳认识到劳动人民要翻身求解放，只有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稠川的东、西、中三个村都建立了青年团，龚盈炳也加入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经常下乡“清剿”，红军也经常采取南北迂回、声东击西的方法打击敌人。龚盈炳组织青年团员给红军带路、送吃送水、抬担架、组织妇女护理伤员，表现出了优秀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好评。

  1930年7月，工农红军第十军建立。1931年，上级党组织要在稠川青年团员中挑选一个人前往彭杨军政学校学习，龚盈炳被选中。经过六个月的刻苦学习，在最后的考试中，他获得了第一名，有人表示怀疑。第二天，重新考试，他仍然独占鳌头，终于让大家心服口服。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委派到红十军炮兵连当连长，成为了一名能文能武的基层指挥员。

  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龙树林”。把“龚”变“龙”，是因为想要祖国这条巨龙得到解放，就要跟着党，跟着红军去闹革命，而他自己这条龙也要闯到天涯海角，为党为人民立功勋。“树林”二字，则是因为出于革命需要，经常要在深山野林里穿梭和战斗。

  被委以重任，秘密赴莫斯科学习

  1932年，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党和红军有了很大发展，需要培养一批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决定从部队中选拔一批优秀的指战员去苏联深造。经过层层选拔，红十军党委决定选派龙树林去。

  赣东北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通知，派地下党员护送龙树林从浙江衢州前往上海。此时，正值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市里的工人举行罢工。龙树林也参加了，他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持十九路军。

  后龙树林等人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曼弗里德派人秘密护送，乘外国轮船抵达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经千里跋涉到达莫斯科。

  1932年，龙树林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培养炮兵干部的学校，既有军事理论知识的讲授，又有野地实弹射击训练，两年间，龙树林刻苦攻读，成为了东方班的高材生。由于表现突出，1934年，校方推荐他进入伏龙芝陆军大学深造。伏龙芝陆军大学（后称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很多著名将领都曾在这里就读。

  1935年7月，龙树林以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龙树林与一大批在苏联学习的同志一起，在年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投身于抗日战场。

  参加新四军，被评价为“最有希望的干部”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将南方八省健儿组成四个支队，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5月，龙树林由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工作。6月，龙树林任教导总队训练处主任。当时，教导总队的成员一部分来自刚改编的新四军团营以下干部，还有一部分来自沪宁一线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龙树林深入学员中，细致地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处理问题冷静沉着、考虑周详，让大家都心悦诚服。

  1938年5月，军部在太平召开扩大会议，龙树林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新四军的实际，就部队的建设作了发言，得到好评。当时，袁国平就对陈毅说：“这是新的出色的干部，最有希望的干部。”

  同年秋，陈毅、粟裕等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新四军一、二支队进入敌后，在茅山地区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同时，江南地区的人民群众也在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保家卫国。其中，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丹阳、武进等县的县委书记管文蔚，创建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9月，陈毅将其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这支队伍是在抗日战争怒潮中生长出的新力量，沸腾着抗战爱国的高度热情，与日寇做着长期斗争。

  10月，龙树林随项英前往新四军挺进纵队，通过公路、通过运河、通过铁道，几百里夜行军到达指定地区，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

  龙树林经常告诫战士和干部都要搞好军民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当时纵队所在地区斗争形势复杂，部队经常晚上行军转移住宿地点，为了不惊扰老乡，龙树林和战士们经常露宿在老百姓的房檐底下，任风吹雨打，走的时候还会为老乡挑水，把地扫干净。所以纵队在当地的名声非常好，因军纪严明被老百姓传为佳话。

  碧血洒江都，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牺牲

  1939年1月，挺进纵队三支队奉命渡江北上进入江都。龙树林随军来到江都，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前哨阵地。

  挺进纵队的二支队队长方钧，原本是国民党川军的连长，在淞沪战争中溃退后投奔了管文蔚。他野心很大，被收编后，一直想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进入江都后，他以大桥为据点，将队伍扩展到千余人，把番号改为“长江边区游击纵队”，自封为“司令”。不仅不肯把部队交给党，闹独立，不服从命令，还阻挠挺纵三支队在大桥一带开展抗日工作，并与敌顽勾搭。

  组织上得到消息，方钧在国民党将领韩德勤的重金收买和封官许愿之下，已经打算投敌叛变。1939年4月中旬，陈毅派龙树林前往苏北指挥，命令他对方钧1000多人的武装缴械，并接管相关地区。龙树林率部队到大桥，根据方钧部队的特点，周密制定作战计划，控制大桥南北交通，严密封锁消息传递，对于缴械人员，愿意留下的继续参加抗日，不愿意留下的发放路费回家。同时，武装缴械与和平缴械双管齐下，运用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一夜之间就将方钧部队全部缴械。但是，战斗中身先士卒的龙树林却腹部中弹，不幸牺牲。

  噩耗传回挺进纵队司令部以及皖南军部，战友们无限悲痛。陈毅在《纪念龙树林》的末尾这样写道：“我们向龙同志及其他死难同志说：你们牺牲了，有我们继承你们的遗志！击退日寇的最后凯歌，就算着我们的奠礼！”

  龙树林唯一的儿子

  79岁才看到父亲全身照

  龙树林牺牲得太早，早到他的独子龚定皖在很多年里都不大记得清他的模样。其实，他从出生就没见过父亲，因为父亲一直在外面打仗，直到8岁那年，新四军挺进纵队到达南昌，龙树林才抽空带着两个警卫员回了一趟家。

  当时，祖母得知消息，就将龚定皖和另外两个同龄的孩子放在一起，让龙树林辨认，龙树林一下子就把龚定皖抱在了怀里。龚定皖回忆：“父亲那天骑着大白马回家，身体很健壮，抱起我后跟我说了很多话。”

  后来，龙树林牺牲，他的战友按照“龙树林”这个名字去找，却找不到他的家。家乡的人虽然知道龚盈炳是烈士，却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牺牲的，在哪里牺牲的，最后埋葬在了哪里。

  1983年，江都党史办第一次到上饶去寻找龙树林的家人，没有找到。1985年又第二次前往上饶，终于在一位当过村干部的老人那里得知，龙树林就是他们村里的龚盈炳。家里人得知消息，非常激动，在党史办的帮助下前往江都龙树林牺牲的地方祭奠。后来又从龙树林的老战友那里得知，龙树林的遗骨已经迁往南京，便又赶来了南京。

  这一年，家里人第一次从党史办的资料中复制到了一张龙树林的单人半身照。

  2010年，在扬州等地媒体的帮助下，龚定皖携家人前往扬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这里有一张挺进纵队领导人的合影，已经确认其中一人正是龙树林烈士。这是龚定皖多年来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全身照，那年他已经79岁了，才第一次终于清晰地看见了父亲的样子，一家人跪在了父亲的相片前。后来，纪念馆复制了这张照片，并将它寄给了龚定皖一家，以作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