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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起码的行政伦理

  “聚光灯”下的信任生长 9月6日 人民日报 詹勇

  “在聚光灯和放大镜下做事”,一位经历了舆论风暴的领导干部如此感言,道出了网络化时代为政者的复杂况味。近期,从追问“微笑局长”到底有几块名表,到寻求人武部长有没有打空姐的真相,质疑与回应相互碰撞,更是不断投射出“聚光灯和放大镜”背后那些焦灼的目光,凸显了公共事件中的“信任困境”。

  人民日报一评

  与以往有事藏着掖着而引发质疑不同,当事方或是接受微博访谈,或是通过网络回应社会关切,可是公开的姿态依然未能化解公众疑虑,甚至陷入某种尴尬。这并非个案。一段时期以来,从干部履历到官方发布,从个人承诺到事件调查,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只要一亮相、一发声,就不得不承受滚滚而来的质疑压力,有人给这种现象贴上了“逢官必疑”的标签。

  怀疑是把双刃剑,既能砍削谎言的外壳,也可能在盲目冲动下发生“误伤”。但更应反思,怀疑情绪的泛滥,是不是也在警醒提振公信力的迫切性?是不是也在拷问“聚光灯和放大镜”下的信任如何生长?

  公信不是“自信”而是“他信”,需要事实的检验,根源于公众的认可。所谓行胜于言,人们总是听其言、观其行,言行一致则公信自立,言行不一则无人敢信。公众多疑的心态之所以形成,与一些干部轻诺寡信、文过饰非息息相关。

  由此看来,公信力是易碎品,一旦出现裂缝很难复原。每一起突发事件的处理,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在社会关注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政府部门的回应,不仅需要速度、真诚,更关键的是捍卫真相,确保信息可信度。

  公信力的提升需要在多方面作出努力。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往往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因此更应该谨言慎行,严格要求自己。对公职人员来说,面对过失重要的是不能说谎。说谎是错上加错。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允许当事人和当事单位对有关事项加以说明解释甚至予以明确否认。歪曲事实的辩白和不加分析地怀疑,有意大事化小和故意无限上纲,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法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可信度与透明度的成色息息相关。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公式:流言的强度等于事情的重要性乘以情况的模糊程度。也就是说,权力运行、干部财产等关键信息越是缺乏能见度,回应的可信度就越低,各种猜想就越是有市场。这说明,把公众最关心、最疑惑、最焦虑的信息晒在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才是公信力的有效生长之道。从日前发布的“诚信职业榜”上,社会学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离社会距离越远,诚信形象则越好。在公众参与意识增强、网络等新媒体兴盛的时代,各级干部越来越在“聚光灯和放大镜”下开展工作,与社会、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其建立公信的标准更高、难度更大,这就更应强化“立信则立政,失信则失败”的忧患意识,言必信、行必果,实现政府公信力这一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

  现代快报再评

  公信力确实是易碎品,出现裂缝就很难复原。但如果将目前所谓的“信任困境”,归咎于网络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作用,还是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斧头既可劈柴亦可伤人,可我们不能将凶杀或误伤归罪于斧头。网络也一样,它终究只是技术手段,虽然起到了聚合与放大作用,虽然也有可能带来“误伤”,但“信任困境”的根源不在于工具,而在于公权自身出现失信。

  弥合“信任困境”,并不是指公权具有绝对理性和智慧,就一定要包揽所有的“正确”,就不容许别人不信,恰恰相反,“信”不是盲目自信,也不是靠所谓的公关技巧暂时获得的他信,而是言行一致的整体诚信。“信”是起码的行政伦理,要让公众信,必须诚实面对公众,更不能为了个别问题官而牺牲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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