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观察员 赵勇

  本周，有几件与信息公开有关的事情值得一说，先来看昆明的“20年上百亿治理滇池污染疑似打水漂”一事。

  前阵子，昆明市市长建议说要收取“滇池保护费”——入住滇池流域各酒店的旅客，按每人每天10元收取。这事当时闹出了好大动静，很多人批评说，这是打着保护滇池的旗号搞不合理收费。

  滇池的环境保护问题因为这场风波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本周，《南方都市报》的长篇调查报道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滇池治理近20年投入上百亿资金，水质却污浊依旧。

  按照“十二五”滇池治理规划来看，未来五年滇池将投入超过420亿元治污，相比之下，此前近20年已经投入的上百亿元，已经是相形见绌。治污当然是好事，也的确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滇池花上百亿治理近20年却浑浊依旧”，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么多钱是怎么花的？为什么治理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明显效果？这些问题不回答清楚，恐怕接下来的420亿治污投资，其效果也不容乐观。

  滇池治理一直是我国环境修复的一个样本，可惜的是，它却实在令人失望。滇池治污有过无数次的试验，这些试验，投资动辄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以至于滇池都成了专家口中治污试验的小白鼠，但这些花费巨资的试验，从结果来看，似乎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于是，滇池治污就在不断的试验中成了财政资金的一个无底洞，而滇池的水，却浑浊依旧。砸了这么多钱作用为什么不明显？现有的治污手段和投入是否合理？这是对滇池治污最自然的疑问。可惜的是，关于滇池治污，不管是决策过程还是巨额治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目前都是一个谜。不透明的滇池治污，公众监督无从谈起，封闭的决策和巨额资金使用，不仅让治理的科学性存疑，更容易滋生治污腐败——既然一切都是谜，谁又能保证，在动辄上百亿的治污资金使用中，没有吃治污饭的灰色乃至黑色利益链呢？谁又能保证，治理滇池所需的巨大投入，不会被当做治污GDP的稳定来源呢？正所谓治一年是治，治十年二十年也是治。一些地方动辄投入几亿几十亿治污，却多年来不见明显效果，很难说，这不是因为一些利益群体需要这门持续赚钱的污染生意。

  先污染后治理，这曾经是一些地方流行的发展观，现在，一些地方投入巨资却无法有效治污的现实，仿佛已经在告诉我们，先前的污染创造了GDP，接下来的治污，又在源源不断地贡献“治污GDP”。甚至，在不透明的治污决策下，在巨额治污资金的诱惑下，灰色甚至黑色的利益链逐渐形成，治污，倒更像是他们盘算着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门生意。

  与滇池治污同样陷入巨大非议的，是开封的所谓“巨资再造汴京”计划，仅仅是前期的拆迁工程，就要迁徙十几万市民，耗资上千亿。很多人对开封的这个计划表示怀疑：这个小城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亿，“再造汴京”得透支这座城市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啊？通过政府负债的模式再造古城汴京，合理吗？能收回成本吗？是不是为了增加GDP？对其他民生投入又有多大的挤压效应？这些问题，是“再造汴京”计划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事实上，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项目之所以会被提出来，除了发展和政绩焦虑之外，事关民生的决策不够明是最大的原因——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在有所动议时就拿出来征求当地百姓意见，恐怕就不会陷入后面的巨大非议中了。

  说到信息透明、决策公开、征求民意，本周，深圳关于“立法处罚不文明”的实践倒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草案还在讨论稿阶段，有关部门就拿出来征求民意，并且通过立法论证会等多种渠道吸纳民意，而所有的立法过程细节，都通过媒体全部公开。公开立法、透明决策的效果是，草案讨论稿根据市民意见作出了大幅修改，而市民对于此次立法的各种不同意见，都有了顺畅的表达渠道。

  无论是立法还是公共决策，有争议不可怕，可怕的是关门立法、封闭决策，是人们有意见却没办法提。滇池治污之所以被怀疑是“治污GDP”和“治污生意”，开封的“再造汴京”之所以广受非议，无一不是关门决策的后果。而深圳的透明立法，却通过民意全程参与最大程度凝聚了社会共识，不仅令立法本身更科学，也让民众在参与中提高了自身的民主素养，可谓一举两得。深圳与昆明、开封，正反之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