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长眠着唐亮、杜平、饶子健、刘飞、刘先胜、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的篇章，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发现》周刊联合《铁军》杂志、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红星园·将星闪耀”系列，一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一二九奋起革命救亡出生入死战硝烟，八十三喜见中华振兴鞠躬尽瘁笑九泉”，这是李福尧的儿女们对父亲一生的总结。从一名流亡爱国学生，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将军，李福尧的一生可谓充满了理想与激情。

  □现代快报记者 戎丹妍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因“一二·九”运动走上革命道路

  1917年，李福尧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富裕家庭，因家境不错，李福尧从小就能够到学堂读书，家里对他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到保定一所更好的小学读书，不久又送他到北京的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念书。因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一些先进思想也渐渐深入李福尧的内心，在北京读书时，李福尧还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渐渐对这种思想心生向往。

  1935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救亡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发起，18岁的李福尧毅然加入了运动行列，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声呼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抗议中，学生们遭到军警的驱赶和高压水龙头的打压。时值寒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冰冷的水冲到学生们身上刺骨万分，但依然阻挡不了学生们的满腔热血，反而激起学生们更强的爱国热情。

  看到军警如此对待学生，李福尧深深感到国家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随着和共产党人的进一步接触，李福尧深深被共产党的先进思想所吸引。1936年，李福尧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同年转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不愿做亡国奴

  流亡学生考入第3集团军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平津，全国人心沸腾。天津失守后，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在平津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渡海来到山东，李福尧也跟随党组织来到了这里。

  当时，山东抗日形势虽然大好，但干部极为缺乏，为了培养抗日干部，第3集团军政训处于1937年9月在济南以王致远办的乡农建设人员养成所为基础，举办了一所“第3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批录取的，主要是平津流亡学生，共213人，于1937年9月30日考试核阅完毕，于10月1日限期报到入学。李福尧有幸成为第一批名单中的一员。

  这个训练班所授的课程有“国际形势”、“中国问题”、“动员群众”、“游击战争”等。这些从北平来的学生还组织了“北平流亡学生移动剧团”，在济南大演抗日救亡戏剧，大唱救亡歌曲，组织游行示威，济南立刻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军阀消极抗日要撤退

  李福尧等42名学员坚持留下

  1937年10月初，日寇占领德州，侵入鲁北地区。

  因情况紧急，西北军高级将领请共产党到这一地区协同抗战。共产党早就准备好一起抗日，于是在10月12日到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学员，根据思想进步、抗战坚决、能吃苦耐劳、身体健康等条件，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共240名，李福尧也被挑选在内。

  1937年10月13日，李福尧等分批由干事率领离开济南，向聊城进发。沿途李福尧看到了很多溃退下来的部队，十分潦倒，但这并没有打击到他的信念。这些爱国青年以饱满的热情，高唱着救亡歌曲奔赴战场。

  16日下午5点，学员们到了聊城。晚上，聊城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范筑先突然接到韩复榘的命令，让其急速向黄河南撤退。当时带领这批学员的是共产党员张维翰，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示不想走，因为大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的，现在敌人还没看到，就要跑了，怎么和青年们说呢？所以他下了个决定：要走你们走，我留下，学员里肯定也有人愿意留下来抗战，敌人来了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拉出去打游击。范筑先本身也是名爱国将领，但他不能违抗命令，所以答应张维翰，说：“这也好，我给你留下聊城县印，委派你代理县长，以维持地方治安，还给你留下27条步枪和2000元现金，你组织人去吧。”

  张维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家，愿随他打游击的留下，不愿意的可以跟随国民党撤走。学员中发生了强烈的分歧，有人说：“国民党没看到敌人就跑了，我们绝不能不见敌人就跑。”但也有思想不够坚定的人说：“他们撤走了，不用说日本鬼子杀我们，就是土匪来了，我们也抵抗不住。”认为应该跟着撤走。

  李福尧觉得自己既然是共产党员，就要一心跟着党走，为老百姓打鬼子，所以坚决要求留下。最后，留下来抗战的只有42人，其他人都走了。这批留下来的人在鲁西北地区开始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拥有好口才，通过说理帮部队化解危机

  但是这批学员刚进入战斗没有经验，当晚就被一批溃退叛变的冀北保安队给骗进了聊城，并且抢走枪支弹药等物品。没有枪怎么战斗？当时学员内部又发生思想动摇，一小部分人又离开了，只留下了28个人，李福尧依然坚持留下。

  当时，这批学员来到了附近的堂邑县，这里的县长牟金泉没有逃跑，他的县政府里有枪，于是政训处就派口才较好的李福尧等人去找牟县长要枪。经过李福尧等的说服，牟县长当时就给他们发了10条枪。就这样政训处把抗日游击队伍成立起来了。

  为了扩大队伍，队员们每到一处就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解释这支队伍的性质。当时队伍纪律很好，每到一地先给群众挑水、扫院子，不拿群众的东西，并有组织地搞捐粮吃大户，从富户那里要粮食来做饭吃，吃不完的就分给群众。时值荒年，群众都非常感激。队伍渐渐发展到三四十条枪，六七十个人。

  这年的11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建立了第一支游击队，12月，这支游击队被命名为“山东省第6区抗日游击第1支队”，李福尧被任命为支队指导员，是党的支部书记。

  第一支队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颇受爱戴，枪支不断增添，人员也不断增加。但是，收枪支吃大户，也引起了一些地方势力的不满。

  有一天，在京杭运河上土家闸收了五条枪后，队伍拉到了土家闸大觉寺宿营。夜里，当地民团组织集合了两千多人，把寺院团团围住，要求把白天从土家闸收到的五条枪交还。事发突然，当时队伍根本无法冲出去。在这万分紧要的关头，李福尧又一次被委派出去当“调解员”。

  这时候只身前往是非常危险的，谈不拢就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李福尧依然顶住压力，只身来到民团队伍中。李福尧本身就是个慈眉善目的人，说话也比较温和、有条理，颇有儒将之风。经过他的耐心劝说，民团答应交出五支枪就放他们走。于是李福尧答应了这一要求，很快一支队就把五支枪交还，民团也随即离开了。通过李福尧的四两拨千斤，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虽历经百战，却依然留有遗憾

  此后，支队总结了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开始注重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争取更多的武装力量。最终，这支只有二三十人的小队伍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400多人的营，成为我党领导的山东省第6区游击司令部第10支队的骨干力量。

  1938年5月，第10支队组建机枪营，李福尧担任教导员。机枪营曾攻入馆陶县，打通了鲁西北和冀南的通道。此后部队不断扩充改编，范筑先殉国后，部队先被命名为筑先纵队，后被编入八路军第129师新8旅，李福尧任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任冀南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独立第4旅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李福尧跟随部队经历了从晋冀鲁豫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反攻，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虽然历经百战，但回顾自己的一生，李福尧依然有遗憾。因为他是从一名学生直接当上了政工人员，所在部队也不是正规主力部队，没有从枪林弹雨中一步步走上军队将领位置的经历，一个没有太多机会直面浴血奋战的革命者，总是感觉少了那么点分量，这也是李福尧感到遗憾的地方。

  不过，李福尧一生乐观，不去计较太多得失，相信做好自己的本分即可，而且有时还比较书呆子气，在文革时期就因这种脾气而遭到严厉批斗，甚至因为“不识时务”地挑了军报上一篇社论的错误而长期受到排斥打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最终得以平反。

  李福尧的儿子李卫南告诉记者，父亲的一生还算比较平顺，这和他的性格分不开，他本身就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发脾气，对下属是非常慈祥的。而且他的特长就是善于说服人，他做报告，部队官兵都特别爱听。

  对于家中的独生子李卫南，父亲更是政治教育为先，始终严格要求。在家中，同为军人的两代人聚少离多，父子之间多靠书信来往交流，基本上一周半月就有一封信。父亲在信中除了必要的嘘寒问暖外，绝大多数都是告诉儿子要听组织的话、遵守部队纪律等教育性话语，有点“三句话不离本行”的味道。

  李卫南还记得，自己在野战部队当了两年班长后，部队本想提拔他做排长。但父亲得知后，说：“这么早就提干干吗？班长是兵中之母！再在这个岗位上多锻炼锻炼。”因为父亲的这一句话，他干满了四年班长才当上一名步兵排长。也许，这既是李福尧对孩子的励志培养，也是对他自身遗憾的一种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