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务人员正在退出北京的7000多家社会组织。

  近日在北京市民政局机关“开放日”上，该市社团办副主任李辉称，去年北京新登记社会组织348个，其中基金会管理层已无公务员身影；其他的新增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也从干部管理权限上严控公务人员在其中兼职，全面淡化政府身影。

  全面淡化政府身影，让公务人员离开是一大举措。这样的去行政化，还有遏制灰色交易的任务。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研究员余晖曾这样向现代快报记者称：“一些政府部门到了退休年龄的官员往往摇身一变，就成了这些协会的负责人，既享受到体制内的好处，又享受到体制外的好处。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北京此举早见端倪，早在2月1日的京华时报即有报道。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起，本市7500多家社会组织的12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将拥有一套独立于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外的编制体系。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体系后，其人员编制和工资起薪等将由政府部门来核定。

  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处处长、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程立岩介绍，目前北京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的百余家会员单位中，70%已“去行政化”，无政府背景，无公务人员兼任领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性社会组织。

  在北京之前，广东已有动作。2011年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实施意见》均明确提出：“从2012年起，全省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在协会、学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兼职。因工作需要确需兼职的严格按有关规定报批。”

  禁止公务员兼职各社会组织，成为不少地方的明确要求。

  此前，国家已禁止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从这一点来看，北京和广东，是在执行国家层面的政策。但这两地不仅在国内行动较早，而且有“进一步”之处。如广东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方面再进一步，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上，广东逐步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降低社会组织登记的准入门槛。要知道，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要求社会组织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的双重管理。北京通过换届让局处长让渡负责人岗位，这也将为其他地区的跟进建立了不俗的经验。

  今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今年将推动公务人员逐步退出慈善组织，还原其民间化的本色。这也被看做是公务人员全面退出社会组织的“练兵”。

  更为人心知肚明的是，慈善组织在过去遇到的一些波折，促使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希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就必然对其民间化的努力提出要求。

  而去行政化，很大程度上是给社会组织松绑，使其得到足够多的自我发育的空间。

  社会组织需要自我发育的空间。“非政府性质”是社会组织的鲜明特征，然而，不少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政府公务人员，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像是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一状况损害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也带来诸多弊端，比如说个别社会组织管理混乱，甚至出现打着政府旗号大搞交易的情形。而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登记资格，一些社会组织只能成边缘化，远离社会的期望。

  “给社会组织松绑，政府与社会组织各归其位、各尽其能，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需要改变。向社会组织放权，政府更要创新和加强审批后的日常监督，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之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去年11月，新华社记者付航在“新华时评”中说的一段话指出了问题的核心。

  给社会组织松绑的核心期望是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今年3月的全国民政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政府事务性管理工作可适当交给社会组织。

  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看来，政府必须从一些传统的管理领域退出来。“社会管理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如社区治理。政府应从这一领域退出来，政府应该起的作用是引导和支持。”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创新研究室主任则这样向记者举例。

  至于去行政化之后的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副院长刘小冰认为，“除了法律的规范外，社会组织还应该加强自律。引导其发挥正面作用，限制其反面作用的发挥。”

  一句话，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能不能彻底地做到这一点，考验着社会组织，更考验着政府。当婆婆，还是当合作对象？这道“选择题”已经不成立，地方政府有没有调整好心态，更加值得关注。

  □本报观察员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