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长眠着唐亮、杜平、饶子健、刘飞、刘先胜、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的篇章，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发现》周刊联合《铁军》杂志、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红星园·将星闪耀”系列，一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雷绍康（1913—1974)：湖北省大悟县人。1929年参加徐海东领导的游击队，后编入鄂豫皖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772团营长、补充团参谋长、团长，新编第七旅参谋长，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5旅旅长、鄂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教员，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主任，科学研究部部长、训练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9月8日在南京逝世，安葬于雨花台功德园。

  1948年底，解放军从湖北省大悟县的一个村口经过，队伍浩浩荡荡，过了好几天也没走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兴高采烈地站在村口看解放军，五十来岁的大妈雷吴氏也在人群中。只是，她没想到，队伍里一位年轻的军官看见她，立马走下吉普车，奔了过来。这位年轻人，正是她那跟着红军离家十八年的儿子、她以为早已死在战火纷飞中的儿子——雷绍康。

  跟着红军走 寡母在家盼了十八年

  雷绍康，1913年出生在大悟县刘集镇阮蔡家，父母都是贫苦农民，雷绍康八岁就给地主放牛，后来还卖给人家做长工。长到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寡母带着他和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生活的困苦和社会的黑暗迫使这个少年很早就开始成熟懂事，并且拥有了自己的革命信仰。

  1929年，16岁的雷绍康参加了徐海东领导的游击队。第二年，游击队整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他也随着红军队伍离开了家。

  红军走后，当地的白匪和地主反动武装开始大肆搜捕杀害红军家属，制造了好几个万人坑。雷绍康的母亲雷吴氏只好带着年幼的小儿子逃到外地，四处讨饭，过了三年才敢再回家乡。而那离开了家的大儿子，一走就是十八年，音讯全无。在那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雷吴氏猜想，大儿子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她没想到，今生居然还能亲眼见到儿子。虽然在那个村口，雷绍康只是见了她一面就随队伍离开了，连村里近在咫尺的家都没有回，但至少，她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直到两年后，国家初定，雷绍康才带着妻儿，真正回家探望了母亲。

  作战科科长 重伤昏迷差点被误埋

  在那次匆忙的相见中，雷绍康并没有让母亲知道自己多年来英勇的战绩，也没有说出多年来战斗中留下的处处伤疤。

  1930年他随红军离家，1932年他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西进川陕。1934年73师扩编为31军，雷绍康任31军93师作战科科长。93师以“善攻能守，长于夜战、近战”而闻名。而雷绍康勇猛善战，顽强灵活，在该师的历次战斗中曾多次负伤，其中明显的大伤就有八处。

  有一次，子弹从他的左额射入，导致重伤昏迷，战友们一度以为他会没命，结果他命大地活了下来，但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他并没有将弹片取出，就这样留在了脑袋里。还有一次，在战斗中，雷绍康被子弹击中，肺部出现贯穿伤，子弹留在身体里。他因气胸而出现了休克，清理战场的人以为他死了，就将他和其他尸体一块抬去了土地庙，结果还是战友们来寻找他，发现他还活着，将他从尸体堆中拖了出来。直到病逝，这两块弹片都留在雷绍康的身体里，一直没有取出。

  1938年8月，奉中央军委命令，雷绍康所在的红31军93师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雷绍康担任营长。9月6日，雷绍康参加了129师全体指战员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的奔赴抗日前线的誓师大会，聆听了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的讲话，宣读了抗日誓词。会后，他随部队东渡黄河，投入到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去了。

  加强情报战 逼得日军中队长剖腹

  1940年至1944年期间，雷绍康历任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参谋长、军区作战科科长，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

  冀南第四军分区地跨临清、馆陶、潍县，当时山东地区的歌谣传唱：“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夜夜闹敌情。”就是指这个地区的环境艰苦，斗争复杂，经常会遭到敌人的大扫荡和大屠杀。

  不仅如此，1943年这里还遭遇了大旱灾，八个月滴雨未下。当时，作为司令员的雷绍康，号召部队节衣缩食救济灾民，还和战士们一起帮助群众拉犁耕地，渡过了难关。

  在对敌斗争中，雷绍康采取了巩固老区、开辟新区、重点打击最顽固敌人、分化瓦解一般伪军的政策，打了多场胜仗。

  考虑到当时敌强我弱、在战略上敌处主动我处被动的情况，雷绍康还加强了情报站的建设。收集四分区范围内各据点的敌伪材料，研究各据点敌人的行动规律。因此，分区队伍总是能及时避开敌人的扫荡，同时又能准确打击敌人。

  有一次，在得到敌军即将来袭的情报后，雷绍康带着部队转移，路上发现要经过的村庄里有火光，走近一看，原来是大批日伪军在村里休息。雷绍康带着部队从村东悄悄绕了过去。

  敌人合围扑了个空，回头一查，发现四分区的部队是从那股日伪军身边溜过去的，要追究责任，逼得那个日军中队长剖腹自杀了。

  国民党告示 称抓住他赏银元三千

  1945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为了给内战派以迎头痛击，晋冀鲁豫军区组建了通称刘邓大军的野战部队。第四军分区部队整编为野战军二纵队第五旅，雷绍康任旅长。

  次年9月，在定陶战役中，雷绍康率部毙敌五百五十余人，俘敌一千零九十余人，缴获坦克四辆、火炮四门、轻重机枪七十四挺、其余枪支五百余支。此战，解放军以伤亡35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17200人，其中俘敌12200人，毙伤5000人，成为军事教案里的经典案例。

  敌人在定陶惨败后，心有不甘，纠集了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和整编十一师，沿菏（泽）巨（野）公路向东急进，妄图将我军压缩在黄河南岸进行决战。刘邓决定以二纵阻击新五军于龙固集以西地区，其中固守龙固集的任务交给了雷绍康带领的五旅。

  龙固集防御战，从9月29日开始，到10月9日结束，经过激战，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付出了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却只前进了不到十华里，最后狼狈撤逃。五旅全体指战员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国民党对雷绍康恨之入骨，贴出告示称：“捉住雷绍康，赏银元三千。”

  1947年6月，雷绍康率部随刘邓大军由东路经商城向大别山挺进。1948年，刘邓大军撤出大别山，北上准备淮海战役。5旅改编为独立师，雷绍康任师长，师辖三个团，改属鄂豫军区，留守大别山区坚持斗争。1949年调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

  刘伯承监考 成绩优异在南京任教

  建国后，为了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部队培养指挥人才，党中央决定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指派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雷绍康是该院第一期学员。

  由于雷绍康学习成绩优异，学院决定留他任教。

  雷绍康认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担心做不好，刘伯承笑着对他说：“这次考试是我亲自监考，你考得很好。是总顾问（苏联专家）给我讲，让我们留下你的。而且，治军先治校，办好一所军事院校，培养军事指挥员，对于我们新中国的国防是十分重要的。”

  刘院长的话让雷绍康深受启迪，他加强文化学习、虚心向同行和外国专家请教，中文、数学、历史、地理、甚至俄语都学得很快，军事教学能力不断提高。

  1955年雷绍康担任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合同战术教授会除负责学员课堂理论学习外，更重要的是野外军事训练。每次训练，雷绍康总是身体力行，和学员一样在野外摸爬滚打，进行战术演习。1959年，他在一次野外训练时突然晕倒，经检查为心肌梗塞，还有高血压，家人、同事纷纷劝他休息、养病，但他仍然坚持工作，负责教员培养和教材编写工作。

  1960年，雷绍康被任命为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训练部部长，忠实地实践了刘伯承元帅“治军先治校”的思想，为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送儿子当兵 主动要求去艰苦的部队

  雷绍康为人忠厚朴实，对战友和部下都很关心，在“文革”期间还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老干部。

  但他对家人，特别是对子女的要求却很严。

  1961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周恩来总理号召干部子弟带头参军，在军事学院，雷绍康让自己18岁的大儿子雷小康，第一个报名，并且主动要求去条件艰苦的部队。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据此拍摄了一段纪录片，叫做《将军送子当兵》。从此，大儿子在山东一干就是15年，直到雷绍康去世才转业回到南京。

  女儿雷小庄1969年参军，1971年在部队入了党，并被评为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后进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小儿子雷励后来也参军当了通信兵。

  1974年，雷绍康病重，孩子们都还在各地当兵，想要回来看护他，他坚决不同意，还是其主治医生给大儿子所在的部队首长反映情况后，其大儿子才得以回来照顾了几个月。当年9月，雷绍康因病悄然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