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信息时代，也是一个基于信息飞速传播之上的全民话语时代。

  既然人人都有麦克风，那么，任何一起公共事件，就都有可能被置于全民话语的放大镜下去审视。尤其是对于政府部门的一些行为，网民们对其的审视，已经可以用“近乎苛刻”来形容。

  公民关注公权力的动态，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更是走出无条件信任权力的重要一步，而权力，更当然要在民众苛刻的眼光中谨言慎行——知情权、监督权，即在于这关注与被关注中。但凡事都有过头的时候，质疑精神当然是公民的必备素质，但如果为了质疑而质疑，对公权力的方向性进步却视而不见，那这样的质疑，不仅偏离方向，而且很可能成为一堆毫无营养的泡沫。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质疑时代，人民日报更是发文提出这样的问题：老百姓为何会成为“老不信”？我同意，这的确是一个质疑时代，人们的怀疑精神前所未有地高涨，他们越来越习惯于服从自己内心的判断，而不是盲信权力，或者盲信他人。不盲信是好事，但质疑并非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一个技术活，它需要人们理性、清醒，不能为了表达情绪而习惯性质疑，甚至于到了最后，碰到什么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怀疑、先骂了再说。

  本周，就有两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新闻，陷入了一些人情绪化、习惯性的质疑当中。相反，其进步意义，却很少有人提及。

  首先是无锡市北塘区试行的“新任副科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副科级领导干部不仅要申报财产，其申报内容还要在单位进行公示。无锡北塘区尝试的财产公示，放眼全国，都属稀有之举。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有助于打造更透明的政府，是满足民众知情权之必须。这些，早已是全社会达成的共识。但不容否认的是，像无锡北塘区这样敢于试水的，毕竟是寥寥可数。

  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次方向正确的尝试，却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除了传统的“作秀”声之外，还有很多网友提出的“捏软柿子”说——这些网友们认为，既然要搞财产公示，就应该啃硬骨头，而不是拿那些刚刚提拔的副科级干部做试验品，也就是说，必须从更高级别的官员入手，财产公示才是动真格的。这些网友的焦虑我当然理解，但这样的质疑逻辑，我却不能苟同。首先，我并不认为无锡北塘区的尝试是毫无意义的作秀，相反，它是一次有着相当破局意义的动真格。大道理谁都会讲，但类似于推行财产公示这样有明显阻力的事情，却不是人人都敢做、都能做。其次，说得很多的“捏软柿子”，我觉得这样的质疑也没有必要。所谓积小步以至千里，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在阻力之下，开始的步子即便迈得小了一点，舆论也应该宽容多于质疑。否则的话，人家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就可能硬生生地把人家吓得缩回去了——推行改革者在舆论“先怀疑了再说”的氛围中退回到“不做事就不会挨骂”，想必这不是大家要看到的结果吧。

  同样的情绪化质疑，也出现在湖南湘潭“领导电话公示半天即删除”事件中。毫无疑问，当地删除刚刚公布了半天的领导电话，并且以“怕不相干的人乱打电话”为理由，的确是需要批评。但很多人却将这一批评泛化为了质疑当地公布领导电话的动机，这就不合适了。很多人觉得，湘潭闹剧说明当初公布领导电话就是为了糊弄老百姓，这样的信息公开，其实毫无意义。不错，糊弄老百姓的信息公开需要批评，但我仍然觉得，湘潭当初决定公布领导电话，并非一无是处的作秀，相反，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应有之义——有人觉得领导的手机号是隐私，但至少，领导的分工和办公电话，却是必须公布的政府信息。至于后来出现了尴尬的“闪电删除”一幕，那是操作的问题，并不表示公开领导电话没有意义，相反，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湘潭能公开领导电话，与无锡北塘区的副科级财产公示一样，都有不容忽视的破局意义。

  不能为了一滴水而无视大海，不能因为细节的失败而无视大方向的正确。对方向正确的权力举动，舆论应该宽容多于质疑，应该容忍暂时的不完美，正如3月2日《新京报》的社论所说：副科级财产公示也值得鼓励。至少，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既然是试水，就会有不完善的地方，就会碰到问题，但舆论不能因为这些不完善和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就无视其方向性正确和初衷，否则，舆论为了质疑而质疑，导致改革者忌惮“多做多错”，就将成为一个阻碍改革的门槛。在一个全民麦克风的时代，在一个权利意识彰显的时代，在一个质疑似乎永远正确的时代，政府部门应该要习惯于民众挑剔的目光，而舆论，则同样要不断反思，什么样的质疑，才是理性和建设性的？如此，则良性互动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