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孩方言12月16日因急性胃溃疡去世，年仅23岁。12月14日，她忍着胃痛还在上班，15日被确诊为急性胃炎，第二天去世。

  （12月20日《现代快报》）

  当“23岁”、“长期加班”、“忍痛上班”与“熬夜”等词汇胶着在一起时，很多围观者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用健康换取工作，用过度的疲劳去赢得现实的生存，我们，其实都是“不得不自我伤害的人”。

  为了生存，必须忍受加班和高强度的工作，必须承担“有工作无生活”的沉重代价，这是许多人的可怜之处，它也是高节奏现代社会中谋稻粱者的宿命？那些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与竞争压力不去说它，光是至今仍不完善的用工保障体系，就让人们失去了对老板说“不”的勇气。而社会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也远未结束——不能反抗的发展模式，让每一个人都只能背负压力，独自承担。

  当“过劳死”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有没有一种可能，让人们不至于为了工作透支生命？都市里的“过劳死”并非中国的独特现象，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但最终都催生了国家式的干预。有的国家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也有一些国家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如果员工身故原因被认定为“过劳死”，就可以据此对雇主追责——如果社会制度是充满恻隐之心的，那么“过劳死”就很难成为苍凉的社会表情。

  女孩方言不是第一个“过劳死”者，她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多数人无法获得诗意生活与诗意工作的两全。不过，这个社会却应该最大程度地预防“过劳死”，每个人都有理由从国家那里寻找到“不得不承担”的救赎可能。在女孩方言之死后，我们需要再次审视其间的空白，积极缓解健康与工作的冲突。（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