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15日的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的报道：南阳街眼镜作坊赵某之女，年方22岁的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多次反抗无果的情况下，于14日出嫁时在花轿中用剃刀刎颈自杀。

  这是一则令人震惊的社会新闻，但它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新闻本身的轰动效应。随后几天，青年毛泽东连续撰文评论此事。他为何格外关注此事？这一历史事件又为妇女解放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王凡

  剃刀藏于绑腿中自刎

  赵五贞是湖南省长沙人，父亲叫赵海楼。她性情温和，知书达理，学校毕业后，在家攻刺绣裁缝、烹调饮食。父母为她选婚，谈及家住柑子园的少老板吴凤林，吴家以古董业为生，家底不薄，但吴某年过三十，是再婚，且吴母声名狼藉，以悍恶著称。

  两家商定于1919年11月14日举行结婚。婚礼采用传统形式，新娘乘坐喜轿由吴家的接亲队伍迎娶入门。由南沙井起程，行至青石桥协中孚南货店门前，轿夫忽见轿内鲜血淋漓。媒人掀开轿帘查看，只见赵五贞仰面而卧，喉管血如泉涌，割痕有一寸多长。在轿内发现一把剃刀，新娘已经奄奄一息。贺客奔赴红十字会请来医士施行急救，又转送湘雅医院救治，但最终赵五贞还是气绝身亡。吴赵两家上报长沙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同检验吏前往勘查后，判定赵五贞是自杀身亡，令两家丧葬了事，棺木上被贴了“吴赵氏”的封条。

  还有更多细节通过报道被公之于众。剃刀是新娘藏于绑腿之中的。在新娘上花轿之前，母亲姐嫂装饰照料并且满身搜查，只有绑腿一物新娘声称天寒不能解换。梳妆完毕之后，赵五贞对姐姐说：“劳力费心，以后再报答。”将进花轿时，挥涕告辞，逢人便拜，眷顾母姊，形色依依。 从结局判断，新娘当时心意已决，在向家人作最后的告别了。

  毛泽东连续撰文抨击包办婚姻

  在连续报道这一事件的同时，《大公报》还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各种评论文章连续见报。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位作者。

  11月16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撰文《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分析了赵女士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赵女士的本意，是求死的么？不是，是求生的。赵女士而竟求死了，是环境逼着他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长沙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件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了。毛泽东说，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他还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随后，毛泽东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中对于婚姻中的迷信制度也进行了剖析——婚姻命定说是个“总迷信”，还附着许多“小迷信”，主要有：一是“合八字”，二是“订庚”，此外，还有“择吉”“发轿”“迎喜神”“拜堂”等等。这些迷信，只算是婚姻上的一些把戏，不外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做绳索，将他们深深地捆住。

  在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弊端之后，毛泽东又在《打破媒人制度》中呼吁道：“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

  至12月1日，《大公报》就赵五贞自杀事件的36篇评论文章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他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说来也巧，毛泽东成为《大公报》的作者，其实只在几天前。1919年11月8~10日该报连续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这是因为毛泽东与《大公报》主笔龙兼公的关系甚好。

  新娘自杀原因众说纷纭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11月15日《大公报》上题为《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的报道，仅仅是该事件的第一篇报道。随后，11月17日，报上又刊登了《新娘自刎案之余闻》。在半个月内，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的跟踪报道共有四篇。在名为《新娘自刎案前因后果》的报道中，披露了这个悲剧除双方父母以外的一个“主谋”——媒婆佘四婆婆，当女方听说男方的母亲恶声播传，恐婚后受其虐待而有悔婚之意的时候，是这个佘四婆婆从中化解危机，才使婚事最终告成。

  但是，新娘究竟是什么原因自杀，报道中并没有给出确切说法。几篇报道中，《大公报》将社会上猜测的新娘自杀原因总结为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新郎吴凤林即与新娘的胞兄一同远赴汉口做生意，眼见婚期日近，但新郎却一去不返，男方一再要求推迟婚期，新郎在汉口骗人钱财被捕坐牢的谣言传到新娘那里。新娘信以为真，反过来要求男方另择婚期，想等胞兄回家问清真相再定夺此事。不料，新郎赶在喜期前一天到家，男方坚决不同意改期。

  第二种说法是，新娘曾经许配过人家，但是还没嫁过去未婚夫就去世了，新娘立志不再嫁人。佘四婆婆说合赵、吴两家之后，女方曾一度悔婚。新娘对她母亲说，前夫托梦，要她守节。而新婚已定，新娘烦闷不已，曾经自杀过一次，遇救而幸免一死。女方正式向男方悔婚，但男方不肯。无奈之下，新娘实施了二次自杀。

  还有种说法是新郎其实已四十有余，而且是二婚，加上其母声名狼藉，所以新娘心有不愿。无奈新娘父母看重男方聘礼，私自答应婚事。出嫁当日，新娘不肯起床装扮，父亲还打了她巴掌。新娘申诉无门，最终选择了自刎。

  这是历史上“妇女解放”的重要事件

  “这个新娘自杀的事情之所以引起震动，是因为它发生在五四时期，发生在反对封建专制，传统封建纲常遭抨击但人们并未普遍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历史时代。”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告诉记者，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波及长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是民主与科学，妇女解放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迎来高潮。

  经盛鸿说，当时，中国妇女的地位低下，尤其是劳动妇女的境遇十分悲惨，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遵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不独立，婚姻上不自由，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可以说，有关赵五贞自杀事件的讨论是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结果，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经盛鸿说，毛泽东等新文化分子就是利用这个事件，利用舆论宣传妇女解放，“所以这个特殊的事件，也成为历史上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事件。”

  新文化分子是采取了“借尸还魂”的舆论策略，借新娘的尸体来召唤自由婚姻与妇女解放的灵魂。他们强调的是，赵五贞之死可以成为控诉旧社会的工具，因为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摆布的婚姻，毫无恋爱自由、人身自由可言，而这种封建家庭中所谓的伦理关系，深深扎根于每个家庭中，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秩序。

  新文化分子们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家庭的压迫本质，以此呼吁女子解放，号召生活在家庭最底层的广大妇女起来进行反抗，免得更多的女子重蹈覆辙。

  同时，这一事件也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深远。“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是民主革命的斗士，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青年思想家。”经盛鸿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对婚姻立法十分重视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他青年时代对中国旧婚姻制度就有如此猛烈的批判和深刻认识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这次事件的讨论，对他日后成为一个领袖的思想推动，也是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