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事后，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

  （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如果丈夫稍微有点勇气，或许能喝住联防队员；但这也是一出无法避免的悲剧。抛开人性因素不谈，就以“联防队员”而言，他身上具有的权力意味，也让普通人在其面前生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由“联防队员”引起的案件了，去年7月，《南方都市报》曾报道过“警方已令释放，治安员私刑再审”，对于治安员以及联防队员存在的情况进行了一番大讨论，最后尽管有共识，但现实依旧。

  虽然说联防队曾对治安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于今而言，联防队的身份尴尬已和城管一样——权力没有经过民众的让渡，另辟蹊径地成了一个执法主体。公安系统的权威人士就指出，“部分治安员缺乏起码法律知识、未经严格培训，不但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

  去年的时候，广州曾掀起过联防队存否的讨论，当时的东莞市政协常委汤瑞刚就表示：取消治安联防队是百姓之福，法律之需。其对尴尬的现状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甚至有建议我们可以学习香港的辅警制度。也就是说，要对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对其进行“辅警基本训练课程”，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职业技能，经过考核方可维护治安。这一次，发生在深圳的悲剧，再一次击中了我们的伤处。它能够成为联防队彻底向更规范的辅警转变的契机吗？那些被随意赋予的权力能够被关进笼子吗？是时候让答案清晰起来了。

  （汪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