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生而平等，歧视是平等的大敌。每个人的出身、禀赋、能力各有不同，人们追求的不是基础条件的平等，也不是最终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和过程的平等。长期以来，中国的义务教育备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未能给受教育者提供平等的机会，使一部分学生在多种场合受到了歧视性对待。

  陕西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出台规定，要求调皮、学习不好的学生佩戴绿领巾，上学、放学也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此举以红领巾和绿领巾为标志，人为将学生分为两类，一些“红领巾”常常奚落“绿领巾”，“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校方的解释是，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让这部分学生戴绿领巾是为了激励他们上进。学生家长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绿领巾”对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学校的“激励说”未必全是狡辩，但他们对“激励”的理解显然是偏颇而狭隘的。

  很多时候，激励与歧视只有一线之隔，以带有歧视意味的手段对学生进行激励，学生不可能不产生被歧视感，即便他们多少能受到一些激励，同时也难免产生屈辱、抵触甚至仇恨的情绪。10月19日《现代快报》的一篇评论说得好：“绿领巾”之忧甚于被游街——“红领巾”和“绿领巾”与其说是让领巾的颜色更加丰富多彩，不如说让人性的颜色黯然无光。我们不能对羞辱式教育习以为常，特别是防止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尊卑有序的种子。否则，我们的社会有可能对粗暴和贬损，变得更加麻木。

  在舆论的批评和教育部门的干预下，西安未央实验一小认识到了问题的实质，“绿领巾”被全部收回。

  此事刚刚暂告一段落，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十四中学的“红校服”又掀起波澜——该校向初二、初三年级考试前50名的学生发放红色校服，校服为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赞助的奖品，背后印有“包24中优秀生翔锐房地产”字样。如果说，西安未央实验一小用“红领巾”和“绿领巾”把学生分成优生与差生，主要错误在于以简单的标准给学生贴标签，那么，包头24中给优生发放“红校服”，其错误就较前者更有“特色”——用商业赞助活动强化对学生的“激励”，使学生背上的“标签”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10月27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质疑学校让学生穿红校服为房地产商做广告——“难道连做广告都需要有‘优秀生’的资格，难道学生的尊严就值一件校服钱？学校要把自己媚钱的恶习由优秀生传承下去吗？真是斯文扫地！”

  “绿领巾”和“红校服”虽然都是个案，却是一段时间以来义务教育歧视化倾向的突出反映。

  歧视成为一种突出的倾向，意味着对一部分主体予以优待，而对另一部分主体“不加待见”，表现在义务教育领域，除了在一个班里有优生与差生之分，在一所学校里有好班与差班之分，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还有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

  这些区别对待，不是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人为进行的“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由于教育资源格局的严重失衡，少数有权或有钱的家长，能够轻而易举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部分有经济实力或有特殊人脉关系的家长，通过花钱或托关系也能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孩子，则点只能选择在普通学校就读。

  孔子两年多年前就大力实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两年多年之后的中国，以“有教无类”、均衡教育、非歧视教育为核心的教育公平，仍然未能成为普遍的现实。从根本上说，教育公平的关键，不是要把家境优越、禀赋好、能力强的学生安排在重点学校，用精英教育给他们锦上添花，而是要为大量出身普通、禀赋和能力都正常的学生提供同等标准的优质教育，更在于对那些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的“差生”给予雪中送炭式的特殊关照。在发达国家，这方面的教育公平已被打造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竞争力。《经济观察报》曾报道过一个故事：中国商人吕先生带着先天耳聋的女儿移民加拿大，由于女儿在许多方面比其他学生弱，加拿大学校专门安排三个老师教她，现在他的女儿10岁，用英文和中文与人交流都没有障碍。吕先生说，女儿要是留在国内就“死”定了……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最近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到江苏无锡市儿童医院测智商，反常的是，大多数家长都希望医生给自己的孩子比较低的分数。原来，学校老师警告家长，如果孩子智商低，即使成绩差也不会影响老师的业绩，反之，家长、孩子都要受到学校的批评。无奈之下，家长只有请医生给自己的孩子“降低”智商。为不影响老师的业绩和学校在教学评估中的得分，好端端的学生竟然以如此方式“被低智商”，一些地方和学校大搞差别教育、标签教育、非均衡教育和歧视化教育，简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从“绿领巾”到“红校服”，从“被标签”到“被低智商”，一起起伤害学生身心健康、破坏教育公平的学校事件，真实无虚地测出了义务教育的“低智商”。中国义务教育要走上希望之路，必须从破除各种“低智商”的教育歧视做起，从纠正各种“低智商”的教育教学行为做起。

  □本报观察员 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