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事变核心人物张学良的身边，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准尉秘书汤宝田，他职位虽然不高，却追随张学良左右，经历了事变的整个过程……多少年后，当一位名叫汤远珊的老太太打开父亲生前所留下的秘密日记时，她才恍然发现，自己的父亲——一位平淡无奇的乡村私塾先生，竟然曾是东北军少帅的秘书、西安事变的见证者。而这段无人知晓的特殊经历，都被父亲汤宝田写入了自己从不示人的日记之中。

  从火中抢出的宣纸本

  我的父亲汤宝田1901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他早年丧父，靠祖父和母亲做佣工度日。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并考入了上海中华会计学校。1932年，父亲逃荒到武汉，同住一个院子的一位王姓军官见他每天晚上都在读书写字，就请父亲当了自己的文书，后来又推荐他到西安张学良部下当准尉秘书。1937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军解散，父亲也回到了沔城老家。对于曾经谋职于东北军的这段经历，为人谨慎的父亲从此闭口不提。

  回到家乡，父亲开办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珠算，赚一点微薄的学费，还要靠卷烟种菜才能维持生活。

  父亲回沔城的第二年，我这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稍长大些,便和家中的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父亲的塾馆发蒙。孩提时代,父亲伏案书写的形象，令我好奇。不论寒来暑往，他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油灯下，燃灯、磨墨、展纸,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完之后，他又会手托黄卷，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的这种韧劲哪怕在战争环境里也不间断。但对于父亲在宣纸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当时的我一无所知。

  1941年2月10日，沔城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为了让日军部队抵达沔城后无房可居，国民党128师奉命焦土抗战，师长命令手下烧掉城内所有的房屋。到处都是爆炸声，墙梁倒塌声，连街面石头也起火了，老百姓的吃、穿、用物，尽化焦炭……

  我们家在着火之际，父亲从后门闯进，到房里抢物，什么都舍弃了，唯独抢出了一大卷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本。似乎在父亲的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他的那些宣纸本。

  藏在墙壁夹缝里的秘密

  1946年我八岁。这年8月，慈祥高寿的外公去世。我随家人去“送葬”。丧事办完，亲友们同坐方桌前闲话。父亲在亲友中，照例是寡言少语的，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他先紧盯一下由柴草泥浆编糊而成的墙壁，而后低头沉思，然后起身。再坐下时，已是一片释然之色。我想到那年沔城大火，他从烈焰中抢出的宣纸本，也许就是藏在他紧盯的墙壁夹缝里。从他后来的表情看，我猜想他已取走宣纸本。

  当年大火后，我们全家寄住在乡下外公家。128师走后，各家按原址搭盖小房子，人们又从乡下回城，我家亦如此，他可能就是趁这个机会几次转移了他的秘密。后来事实证明，我猜测得一点儿也不错。

  1949年5月一天夜间，我从熟睡中醒来，感觉房中除我而外，再无—人。我立即下床，摸到后门槛，月光下，只见父母正握锄挥锹忙碌着，他们在墙院角头挖洞。我躲在后门角仔细观察，大概是洞已挖好，父亲将一只比衣箱小，比医生药箱大的紫藤箱，谨慎地放进洞去。然后父母一齐动手回填，回填后又用脚踩，大概是为了不留下痕迹。

  埋藏的东西并不代表终止了写作。父亲每晚仍然在清油灯下，铺开宣纸，紧握鸡狼毫笔管，书写不止。

  掩埋紫藤箱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叫上我，说是要连夜去看看城外的舅舅，我深信不疑。但走着走着路不对劲了，方向变了，我又不敢问。直走到一个叫“广长射”的僻静处，父亲叫我站在路旁，看有无行人过来，然后他弯身下去，从胸口掏出一坨压扁的纸团，擦燃火柴，迅速以火焚之。纸化尽又用脚踩，直到纸灰与泥土分不清楚后，父亲才招我往回走。

  1950年，族兄汤祥林受人之托，来找家父，说是上面聘请父亲去新堤长江管理段任会计。父亲欣然接受并立即解散塾馆。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收拾行李。我发现曾经下洞的紫藤箱被装入了一只小木箱，且上了锁，父亲将它放置于大衣箱里，成为套箱。从此，父亲秘密随身携带，一去五六年。直至1956年，父亲病退，他回家后不久，又将小箱装入布袋，自己背到红庙。这里是已经结婚的大哥家。大哥接受了父亲的托付，将木箱置于阁楼上，再也没有动过。

  父亲临终前吐露心声

  1961年正月，父亲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他终于向守候身边的儿女们坦白了自己的秘密：“你们，要好好保管，我的日记……里面写了西安事变……”只见他双唇仍在翕动，却再也吐不清言词了。就这样，父亲平静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保管日记，西安事变”，八个字的关键词深嵌于我的脑海。父亲几十年缄口不语，临终才吐出心声。直至此时家人才知道父亲曾服务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帐下，有着从来无人知晓的三年多军旅生涯！

  父亲去世四十年后，大哥汤俊吕病故。侄孙们用铁器撬开锈迹斑斑的铁锁，正如所料，里面全是写字的宣纸本。点数为二十四册，有的纸质已经变霉，有的墨汁已经褪色，还有老鼠“光顾”过的痕迹：但从总体上看，文字皆可辨认，全部竖写，整整齐齐。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35年至1957年，父亲用蝇头小楷写了共55万余字，不仅记述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还对国民党128师焦土抗战、焚烧沔阳城等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我将父亲的日记搬到户外，逐册逐页晾晒，然后按时序加封装订，然后将日记送到江陵二哥处。2002年，临近春节时，我从江陵二哥家取回了父亲的遗著。归途中，手抚父亲的日记，有一种宝物失而复得的快感。

  200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周年，我是同年11月10日，迁居上海的。2007年6月28日，《汤宝田日记》捐赠仪式在上海市档案馆举行，摄像机和照相机拍摄下了这一令我终身难忘的隆重场面。

  父亲日记里的“西安事变”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农历十月廿九 戊辰 晴

  ……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剿)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剿)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细读父亲的日记，我才知道父亲在东北军里当过张学良两年的准尉司书、一等录事，并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在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里，父亲这样记录下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在1936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父亲最后一次提及张学良：“下午4时，张(学良)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1937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科长钱效圣、会计股长周镇向余日：儒系老旧职员，仍在本署服务，薪资自有相当。余思家日久，未允，请资遣。”于是，父亲在1937年7月1日从东北军退伍返乡。

  汤远珊（口述） 汪烈九（整理）

  《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