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

  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上期回顾]

  中学时代孟非的理科成绩特别差，而文科成绩非常好，经常在考试的“红白榜”上同时出现他的大名。

  岔路口

  中学时代我除了成绩不好之外，其他样样都好。那时我爸老教训我：“学习好比什么好都强，而你是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什么都好，有屁用啊！”他说得没错。学校开运动会，我短跑总是得名次的；学校举办艺术节，我一向是主持人；就连出黑板报也是我的事儿。总而言之，凡是无关学习的事，多多少少都和我有点儿关系。只是一考试我就傻了。

  高中我上的是南京三中，因为文科成绩还不错，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高二分文理科，我只要能分到文科班就还有上大学的希望。那时年级里就一个文科班，那个文科班就是重点班（还有一个理科重点班，其他都是普通班）。偏偏到分班时，我们的年级长、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课老师，不让我上文科班。他的理由是：高考算的是总分，语文一门考得再好也没用！后来听坊间传言，这个政治老师特别讨厌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亲口说，文科班里他认为最漂亮的四个女生都跟孟非关系好。结果这位年级长死都不让我进文科班。

  应该说南京三中这个年级长给了我黑暗的中学时代里最黑暗和痛苦的体验。他的长相跟冯巩实在太像了！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看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怕勾起痛苦回忆。后来听很多文科班的同学说，年级长最喜欢他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我曾经借了这个女孩的笔记回家抄——同学之间借个笔记抄一下很正常吧？结果没两天，“冯巩”竟然晚上冲到我家里把那个女生的本子要了回去。当时我震惊了。后来听学校的前辈说，“冯巩”老师以关心学生，特别是关心漂亮的女学生而闻名于校。我知道我在三中呆不下去了，于是被迫转学到了南航附中。

  现在我回忆起我念过的三所中学，感情是很不一样的。南京一中是我中学时代最温暖的地方。当时我的班主任朱根雄老师对我很严厉，但人非常好，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南航附中，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收留我的学校，虽然我只在那里上了一年高三，但我也心怀感激。其实我最感激的是南京三中的“冯巩”老师，如果当时他网开一面，让我上了文科班，说不定我就考上大学了，我的人生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岔路口就决定了一生。

  注定失败的高考

  现在想起来，造成我成绩差的原因，除了主观因素外，与父母闹离婚也有一定的关系。那段时间父母很少过问我，他们工作也忙，家里经常没人烧饭，我就在家对面的金陵职大食堂打饭吃。有一次我生了病，人都快瘫了，还硬撑着去打饭。勉强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饭菜往桌子上一放，就一头倒在床上了。一直到晚上他们回来，才把我送到医院，一到医院我就住院了。后来我妈一想到这事儿就掉眼泪。

  到了高三我被迫转学，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我开始抽烟。抽烟是坏学生的标志，我那时很享受这种堕落的标志。除了抽烟之外，那时我还和另外一些坏学生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零用钱的，只有跟女同学借，而所谓的借，其实根本就不会还的。

  有一次，从外校转过来一个女生，烫着大波浪，涂着口红，还穿着高跟鞋——一看就是标准的不良女青年。我第一次开口向她借钱，想不到她不仅立刻答应，而且连整个钱包都给了我，里面竟然有五十块！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可以挥霍好几天了。我看着钱包，忙客气地说：“不用不用，十块就行。”我那几个狐朋狗友为此骂我，但我坚持只允许他们用十块钱，剩下来的钱第二天都还了回去——盗亦有道，我跟他们相比还是有底线的。

  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日子过得很快，直至1990年高考结束，我上大学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社会已经把我归到另外一个阶层去了。作为一个高考失败者，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走上犯罪道路。对于我高考失败我父母挺有承受力的，他们一方面早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没太多工夫管我的事情，因此也没有什么悲剧降临的感觉。

  在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后，我又和几个混混朋友玩在了一起。不过，我本能地觉得，我骨子里跟他们不一样——虽然我说不出到底哪儿不一样，但我确信就是不一样。混了几个月后，我上了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大专自考班，但只上了一学期，江湖朋友们就勾引我去深圳混了。

  滴水成冰的日子

  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招工，这个招工竟然是要考试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试的工人里我还算是相当有文化的，因此我顺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

  印刷厂位于南京城南的城郊接合部，一个叫卡子门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坟地，工厂是把那片坟地迁走之后建起来的。因为是新厂，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车间的窗户连玻璃都还没有安上。

  我去厂里报到的那天是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头一天晚上，我还在父亲一个同事家里过了一个难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种聚会是相当“装13”的，一屋子文艺青年和中年，有人弹钢琴，有人表演节目，宾客们就着火腿沙拉喝着香槟在琴声中高谈阔论着一些我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题。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从第二天开始，我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西方，白色圣诞节是吉祥的象征。就在那个特别吉祥的圣诞节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我骑了将近两个钟头的自行车，跨越了南京的三个行政区，最后到厂里报到了。

  因为厂里新买的印刷机还在调试阶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养机器。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我的手就不断伸进冰冷的机油和煤油里。

  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去食堂了。我第一天上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知道，没饭盒，也没饭票。这时一个女工热情地对我说：“我可以借你饭票，但你没饭盆，还是别去食堂吃了。出厂门左拐走十分钟有一家面馆，你可以去那儿吃。”我就按照她指的方向，去找饭吃了。

  当时我又冷又饿，走了十多分钟，果真看到了路边的那个面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上来，我三两口就“吸溜”下去了，连面汤都喝了个精光，全身总算找回了一些热气。然后我又顶着北风冒着大雪，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厂里干活儿。那一路上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水浒传》里“林冲风雪山神庙”那一章，心里颇多感触。而那碗面的热量支撑到刚走回厂里，似乎就消耗光了。

  一个多月后，厂房的玻璃终于装好，风不再嗖嗖地往里刮了，我也已经完全适应了那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