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向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在当下，对于公共政策的出台，民意越来越重要。一项公共政策要经得起考验，就必须与民意实现互动，这就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之时，要广听民意、吸取民智，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后，更要重视意见反馈，及时调整政策，避免失误。

  每年一到物管小区垃圾费退返时，不少居民就开始苦恼，不是发票找不到，就是水费缴纳没证明，为到退返点领个30元钱来回折腾。昨天，记者从南京市城管局收费处获悉，为了简化步骤，今年开始，垃圾费退返直接与物管费挂钩，30元钱从每年缴纳的物管费里减免，省掉了中间环节。

  （详见今日快报封10版）

  关于南京“垃圾退费”一事，民意反应较为强烈之处就在于退返的方式，为了30元来回折腾，无疑是程序复杂，抬高办事成本。“去繁就简”，这是公共政策应有的禀赋。能不能把这件好事做得圆满、灵活，显示的是政府部门是否善于纳谏、在公共政策上能否适度调整的能力。显然，这一次，政府部门给出了一个值得肯定的答案。政府部门顺应民意而调整公共政策，使之更为高效，更为人性化，是一种进步，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体现。

  民意向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在当下，对于公共政策的出台，民意越来越重要。一项公共政策要经得起考验，就必须与民意实现互动，这就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之时，要广听民意、吸取民智，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后，更要重视意见反馈，及时调整政策，避免失误。去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96.9%的人认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征集民意。（据2010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而今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亦有消息称，调查显示，94.5%的人期望民调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政府决策也有可能在最初出现失误、缺憾，这不要紧，及时调整决策思路，纠正失误就好了，关键在于要放下架子，向公众请教。绝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出了问题充耳不闻，那样的话，只能使问题造成的负面后果更严重。

  应当看到，在公共决策之前征集民意，已成大势。2010年，车船税立法、拆迁条例修改、北京治理交通拥堵等民意征集活动，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在江苏，在南京，公共决策之前征集民意已成惯例。如今年7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的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3月，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就《南京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公开征集意见。

  因民意的强烈反应而推倒“旧例”，做出正确决策，也不乏例子。本月初，浙江某论坛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触目惊心，浙江金华湖头的狗肉节》的论坛帖子，讲述了“湖头狗肉节”上，商家当街杀狗的现象，该帖图文并茂，场面十分血腥，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众多网友在论坛和微博上转发呼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日前，浙江金华当地政府发布公告明确，举办了600多年的“狗肉节”被取消。

  有人认为，是网络民意逼停浙江金华“狗肉节”。事实上，正确面对网络民意压力，已成地方政府科学行政的现实要求。在强调创新社会管理的今天，政府应着力改变公共管理中的衙门作风。只有充分吸纳民意、畅通民意诉求，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而针对民意反应，广州市暂缓新投放出租车运力，深圳规划中的垃圾发电厂二期也被叫停，正如媒体的评价称：从公众和舆论的反应看，政府的权威性资源不但没有因此流失，反倒得到了加强。

  当然，个别地方置民意批评于不顾，一意孤行推行“拍脑袋”形成的公共政策，也是不容避讳的现实。9月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说，曾因下达“禁猪令”而引起全国关注的东莞，又确定要养猪了。无论是“禁猪令”还是“养猪令”，都没有征求民意，这种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的朝令夕改一如儿戏，不仅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因为不谨慎的决策给当地相关产业带来负面影响。

  经验和教训就在眼前。两相对比，轻民意和重民意高下立分。回到南京“垃圾退费”一事，它足以成为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政府部门，推行公共政策的一大目的是利民、便民，这即是“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的应有内容。

  尽最大的努力去“利民”“便民”，是不断躬身自问、虚心求教的动力。良策已推，但仍有市民提出，为什么不能直接将退返的钱打回居民的银行卡，或是自来水公司缴费卡内？我们注意到，相关人员回应称，他们也考虑过类似的方法，不直接打入卡内原因是“系统更新太麻烦”。这般诚恳的解释显示了良性互动的善意，尽管因客观困难未能如市民所愿，但是有这种良性互动在，也就有了不断根据技术、情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改善规则的希望。这是值得称道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