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前资深特工阿里·苏凡曾经在9·11发生之后对恐怖分子进行审讯。他的审问很成功，且没有借助“强大的审讯外力”（虐囚）迫使他们讲话。在这个专访中，阿里·苏凡透露，他曾经利用茶水和一些杂志让恐怖分子开口。另外，他还说，9·11原本可以避免。

  1998年就认为本·拉丹会“干大的”

  记者：你如何描述9·11发生之后的这十年？尤其是本·拉丹已经被击毙四个月了，你认为这意味着9·11恐怖时代的结束吗？

  苏凡：虽然类似9·11的袭击并没有再次发生，而且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但我认为现在的基地组织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因为屡屡的“错误决策”， 美国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

  记者：在9·11发生之前很多年，你已经开始审讯或者接触到基地组织和本·拉丹。你还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本·拉丹名字是什么时候吗？

  苏凡：第一次看到本·拉丹的名字是在一本阿拉伯杂志上。他们在苏丹对拉丹做了一个专访，我看到这些时想：这个家伙是谁？然后我开始对他的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我持续关注本·拉丹，直到1997年加入FBI（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时我才意识到：哦！上帝，FBI已经盯上这个家伙了。随后，在1998年2月后对本·拉丹基本定性，他的恐怖级别“升级”。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将来肯定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记者：你在FBI的老板约翰·欧·尼尔（美国反恐专家，他后来离开FBI成为世贸中心安保中心的头儿，并且死于9·11袭击）也在很早之前就认识到了基地组织潜在的危险。

  苏凡：约翰肯定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恐怖威胁。在对恐怖主义事件的研究探讨中，我从来没有遇到像他这样工作认真、思考周密的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认为他能够感知到恐怖威胁的一步步逼近，他是最早意识到本·拉丹威胁的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关注到这个。

  中情局与我们之间沟通困难

  记者：在你的书里你曾经提到：如果在CIA（中央情报局）与FBI(联邦调查局)之间没有“一堵墙”阻隔的话，9·11完全可以避免。

  苏凡：这两个部门经常一起工作，尤其是在东非的使馆爆炸案期间，我们之间都有很多联系。但是突然之间，这两个部门在指导方针以及对情报的共享和实施方面出现相互误解的“一堵墙”。非常遗憾的是，这直接导致了对9·11的“失察”。因为我们传送情报给CIA,但是CIA却没有任何后续行动。

  记者：那是什么情报？

  苏凡：我们当时正在也门调查科尔号爆炸事件（美国科尔号军舰在也门遇袭，17名军人被炸死，39人受伤），我们发现一个人参与了袭击科尔号的恐怖活动。他告诉我们，他负责把钱送给基地组织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实，在这次科尔号遭袭爆炸事件中传递钱款的其中两个人，就是后来9·11事件驾驶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那两个恐怖分子。那时，我们的政府中有人知道这两个人就在美国的圣地亚哥。

  我们的情报和调查表明这两个恐怖分子正在“密谋开会”。而这就在9·11发生之前近1年的时间。

  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刚才说的“一堵墙”意味着什么了，这就是局限所在。我们在前面做了调查，CIA已经知道了这两名在圣地亚哥的恐怖分子的身份，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人的名字递交给国防部，这就直接导致两人的签证没有被更改，他们依然逍遥法外。

  记者：他们（CIA）曾为此道歉吗？

  苏凡：是的，道歉了，在2011年9月12日。在我看来，已经不能用“无能”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了。

  给嫌疑犯来一杯茶一本杂志

  记者：在你的书中你曾经提到美国从来没有真正地意识到:基地组织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

  苏凡：中国军事家孙武在几千年前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很不幸的是，在这场反恐战争中，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谁。看看基地组织，在9·11前他们大约只有400名成员，但是就是这些人却把我们的国家拖入了两场漫长的战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清敌人。

  相反，我们用残酷的手段审讯嫌疑人。我们做的正是基地组织想要我们做的。当你这样做时，你只是证明了他们脑海里的美国人的确是这么残酷的。但是当你递上一杯茶水时，情形就会完全变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你。

  记者：给他们来一杯茶？这就是你审问嫌疑人的策略吗？

  苏凡:你必须让他们感觉舒适才对。因为如果你的表现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敌人”的表现的话，事情就无法进行下去。

  我曾经在关塔那摩审问过本·拉丹的司机萨利姆·哈姆丹。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向他许诺可以给妻子打电话。但当我到他面前时他大吼：“你们美国人全是骗子，全在说谎！”那时我才知道前面的人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告诉哈姆丹：“好的，我们搞砸了，对不起。向你道歉。”然后我就给他电话，让他打给妻子。

  记者：你的这个方法奏效了吗？

  苏凡：他最初好像不太相信我，但是当他打通电话并听到妻子的声音后，他跪下了，并开始哭泣。我们让他起来，递给他一杯茶。然后，有近20分钟他没有说一句话。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告诉我关于也门的一些事情并且说：“好，你问吧，你想知道什么？”

  记者：你是为数不多的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的人吧？

  苏凡：是的，这对我的审讯帮助很大。很多时候，我都是在他们身旁躺下来聊天。我从麦当劳买来鱼类三明治给哈姆丹吃，从商店买来那些美国卡车司机经常看的杂志给他看。

  记者：杂志代替水刑？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所在吧。

  苏凡：其实，你不需要强硬。不管怎样，他已经被监禁起来。他知道你主宰了他的命运，你不需要像一个老板一样对他。

  记者：听上去很美好。但是你从哈姆丹那里得到了什么情报？

  苏凡：他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巨大考验的一个关键证人。因为他认识每一个重要的人：他是拉丹的贴身护卫，是拉丹的司机，是唯一一个时刻跟随拉丹的人。当拉丹和扎瓦赫里对“第四架飞机”进行交谈时，他正在驾驶这辆汽车。当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9·11的策划者之一）阐述基地组织的9·11计划时，他就在那里。哈姆丹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

  无数“水刑”也没挡住谎言

  记者：你还审问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恐怖分子阿布·祖巴耶达赫。布什总统曾经称赞，2002年3月他在巴基斯坦落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政府错误地认为他是基地组织的三号人物，他可能是第一个接受水刑的恐怖嫌疑犯。当你第一次看到他时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苏凡：当我见到他时他身体很糟糕，受伤很严重。我们对此非常担心。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活下来。因为他身上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记者：给他处理伤口，并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吗？

  苏凡：是的。那时他的身体情况突然变得很糟糕。我们得知这个人快要死了，而我们想问的问题还没有问。所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进行了手术。就在医院里我们继续进行审讯，他告诉我们他最后一次跟本·拉丹交谈的情形。从他那里，我们得到了一张画像的信息，这个人是政府22个“最重要的恐怖分子通缉犯”中的一个。

  记者：所以，你的独特审讯方法再一次成功了?

  苏凡：是的，成功了，当然这算是一次比较偶然的情况。我对我的同事们说：给我一个家伙的照片。他们从这22个人中选了一张给我。我拿着这张照片给祖巴耶达赫，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某某人。他看了一眼之后说不是。我感到有点愤怒，因为照片上这个家伙我们已经审讯过了，看来他对我们撒了谎。

  然后我说：“这个家伙到底是谁？”祖巴耶达赫对此很不屑：“兄弟，别跟我来这一套。这个人参加了9·11。我曾经听说过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就是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直到祖巴耶达赫告诉我们这些之前，我们对这个人还一无所知。祖巴耶达赫还把他所知道的关于9·11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这一次我们没有用水刑，没有折磨。虽然这次审讯成功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的运气。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告诉我们实话，是因为和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更深入的关系。

  记者：那你认为通过酷刑可能会得到审讯结果吗？

  苏凡：我认为几乎没有。即便如9·11的策划者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被施加了183次水刑后，他也没有说真话，他还是满嘴胡言。所以，现在我们也在着力减小这种损害：秘密监狱基本上都关掉了，虐囚也不再被允许。我们抛弃了以前的错误做法并勇敢地面对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

  快报记者 王娟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