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经历无数的惊涛骇浪，履险历难，其中有一次危机发生在1930年。那是第一次反“围剿”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但是在当时，一封显示毛泽东叛变革命和准备谋害红军高级将领的信，却流传开来，给他和红军都带来了很大的危险。虽然这封信最后被识破是“伪造”的，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肃AB团”运动与“富田事变”

  1930年6月，赣西南苏区领导人对敌情做出严重错误的判断，认定大量“AB团”分子混入了党内和苏维埃机关，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10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根据赣西南苏区党政领导人的汇报和有关文件，肯定了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11月底12月初，红一方面军也开展了肃反运动，运动采用逼供的审讯方式，结果造成了大量错案。

  在严刑逼供下，红军中被打成“AB团”的人，供出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军学校的李白芳、段良弼等是“AB团要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派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去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逮捕了他们。其后，李韶九又到东固红二十军驻地捕捉“AB团”。红二十军的一个团政委刘敌因不满李韶九的滥捕，举兵反抗，赶跑了李韶九。随后，刘敌等率军赶到富田，包围省行委，释放被捕者，省行委主要领导人逃走。这就是震惊全党的“富田事变”。

  一封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

  “富田事变”后，段良弼、刘敌等率部渡过赣江驻扎河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的指挥，但继续革命。与此同时，做了一件十分错误的事。他们认定李韶九滥捕滥杀是毛泽东指示的，于是集中攻击毛泽东，错误地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古柏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决定投降国民党，背叛革命，二是要古柏在审讯“AB团”分子中，“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朱德)、彭（彭德怀）、黄（黄公略）、滕（滕代远）系红军中的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

  然后他们把该信抄送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并另附送他们起草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其中写道：“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发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

  朱德、彭德怀等辨识真伪，化解危机

  其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大战在即，“富田事变”领导人挑拨离间的分裂举动将严重危害革命。

  所幸，彭德怀认为毛泽东是位值得信赖的同志，并发现此信有两处破绽：一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派重要人来商谈，而派一个普通青年农民送信，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很不正常；二是，虽然这封信的笔迹酷似毛体，但落款的日期是阿拉伯数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

  最终彭德怀判定这封信是伪造的。他与滕代远等商议，立即起草《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所谓“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随即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接着，彭德怀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公布了伪造信事件，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朱德与毛泽东同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他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叛变信”，并立即把信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十分愤慨，立刻写出《总前委答辩书》，批驳了对他的攻击和诬蔑。

  伪造信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对事变性质的认识。他对彭德怀等的判断和措施非常赞赏，曾亲到红三军团部和许多将领见面，宣讲有关问题，研究部署第一次反“围剿”的具体问题。伪造信造成的巨大危机迅速被化解。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消弭了假信的危害，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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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摧垮。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让共产党对敌情作出了误判。

  李东朗《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