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6版:柒调查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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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8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拿农保、挣工分、喝雨水,连云港灌云县有一群——
客居乡间的“72家房客”
他们的户口簿上写着“居民户口”,却以种地为生
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喝上干净的自来水
  72户人家每家都有这样的“居民户口簿”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田雪亭
  水桶、明矾是家家必备的
  上岸后,渔民们成了种田能手
  “渔业社”三个字代表组织
  孩子的未来属于都市?

  在连云港灌云县一处离黄海只有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村庄,这里生活着72户人家,400余口人。他们是渔民世家,从小闻惯了从海面上飘来的呛人的海腥味,但是他们却面朝土质糟糕的盐碱地背朝天,以种田为生。虽然整日和土地纠缠,但他们又算不上正宗的农民:他们不仅享受不到国家的农业补贴,还每年上缴土地承包费。

  事实上,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城里人,自从1968年他们响应国家号召从渔船里走到岸上来后,他们的身份就像户口簿上写的那样:非农业。

  他们是城里人,但他们却住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住着低矮的农房,拿着“农保”,更要命的是他们喝不上干净的自来水,主要靠雨水和已被污染的河水过日子。

  这群特殊的城里人不是生活在“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他们与社会并不隔绝,他们中年轻的一代人,有的已经走出去,走进真正的城市,但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守着农田等着雨水喝。

  近日,快报记者走进灌云,走到在某些意义上客居乡间的“72家房客”中间,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倾听他们的“不满”和诉求。

  

  □快报记者 田雪亭 连云港灌云 报道

  “再大些,再大些”

  全村人指望着雨水度日

  8月25日,一场大雨把位于善后河边上的一个村落洗刷一新。

  60岁的田兆林坐在房屋前面的遮雨棚下,一边抽着几块钱一包的香烟,一边眼瞅着大雨的肆虐。看得久了,他古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在离他不远的台阶上,一溜摆放着十几个形状各异、花花绿绿的水桶、盆,它们正张开大嘴,贪婪地吞噬着雨水。“再大些,再大些。”田兆林嘴里不断念叨着。但是天公并不作美,半个多小时后,大雨随着飘走的云彩,消失了。

  “水质倒不错。”田兆林丢掉快烧到手指的烟屁股,几步跨到水盆前。清澈的雨水差不多装了水盆的四分之三,少量的沉淀物正慢慢坠入盆底。田兆林转身从屋檐下抓过来一个褐色玻璃罐子,拧开,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抵在一起,掏出一小把白色粉状物,洒在了水盆中,然后轻轻地搅和。

  “这些水足够我们一家吃半个多月了。”田兆林说。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8岁的小孙女在客厅里正端着一个大杯子喝水,咕咚咕咚喝了一多半,小家伙随手就将剩下的小半杯水泼到了地上。这个举动,让田兆林的脸色大变,“这么多水,全都泼了?还懂不懂规矩?”心疼水的他一把夺过孙女手上的水杯,在杯底,还残余着厚厚一层黄色的泥沙。

  孙女喝的水,是村子前面的善后河中的水,因为污染比较厉害,水里的沉淀物很多,每次打来的水,都要沉淀几天。就算这样,烧出来喝的水里,还是能看到厚厚一层的泥垢和杂质。

  “河水都污染了”

  三面环水却喝不上水

  田兆林所在的村子,名为“灌云县渔业社向洋大队”,共有72户人家,400多口人。村子北面是善后河,南面是车轴河,往东20公里,是通往黄海的埒子口。这是个三面环水的村子,但它极为缺水。能够敞开喉咙痛饮白开水,一直都是村里人的奢望。

  “你看看这边,到现在还是这样,种庄稼不出苗,种树树就死。”77岁的徐广太戴着一顶草帽,手指向善后河河埂,河埂上隐约能看到点点滴滴的白色物质。

  徐广太说,这些白色物质是盐碱地的典型标志,因为靠海近,这里的土地,大多都是盐碱地。经过40多年的改造,盐碱地已慢慢消失,但河埂土质的变化慢一些。

  盐碱地,靠海近,决定了这个村子无法打井,没法喝上清澈的地下水。想要喝水,只能求助于村里的小河,还有上天恩赐的雨水。

  善后河和车轴河,一度是村里的母亲河,这两条直接通往埒子口入海口的淡水河,曾经鱼虾丰富。“洗菜淘米,打上来的水能直接喝,很甜。但这些好处如今全被污染给断送了。”徐广太说村里为了发展,在河岸上建了三家紫菜加工厂,清洗紫菜的废水,大量排入善后河。在河的上游,据说还有化工厂。而周边的居民也随意排污,如今的善后河已经变得浑浊不堪。

  河水变脏,村民们只能祈求老天爷,多下点雨,靠降下来的雨水度日。但雨水不会说来就来,而因为污染的缘故,有时候雨水也不能喝,因为那是酸雨。

  “下雨时,要拿出家里所有能盛水的器具来接。不下雨,只能去善后河里打水,打来的水得沉淀几天,然后烧开饮用。”田兆林说,为了确保水质相对安全,家家户户都准备了明矾,也就是装在褐色瓶子中的白色物质,“像撒盐一样,撒进雨水桶里消毒。”

  曾经的“水上漂”

  上岸成了“城里人”

  田兆林是见过世面的人。1969年,他去青海当兵,七年后转业回到江苏,在淮安一家国营船运公司当了一名队长,手下管理着12艘运输船。“我们家原本就是渔民,曾经都是‘水上漂’。”田兆林说如果没有1968年的那次号召,他们可能至今还继续生活在船上。

  田兆林是渔民世家,他的父亲、爷爷都是靠打鱼为生的渔民,吃住都在船上,没自己的房子。1968年,政府组建渔业社,要求渔民上岸,他们这才第一次踏上了地面,住进政府为他们配建的房屋。

  那一年,田兆林17岁。他是家里的长子,跟他一起上岸的,除了父母亲,还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一家分到了三间房子。跟他们一家人一起上岸的,还有另外37户渔民世家。这一共38户人家形成了向洋大队的雏形。

  “各家将船都集中起来,交给渔业社统一管理。我们每天负责出海打鱼,打来的鱼全部上缴给渔业社,渔业社帮我们记工分,发‘工资’。”当年的村干部、会计张同香负责核算工分,每人每天十几分,能拿到四五毛钱。

  尽管渔船状况不理想,都是些小筏子木船,但那个年代打鱼并不难,出海不用多远,收获就很可观。虾婆婆、沙光鱼是最常见的鱼种,如果能打到“鞋底鱼”,那运气算是不错了,“这种鱼很稀罕,现在要八九十元钱一斤,那个时候也很值钱。”

  打鱼惯了

  种地是件难事

  既然上了岸,就不能像渔民那样只一心打鱼了。很快,上了岸的渔民们陆续分到了土地。田兆林一家四口,当时就被分到了6亩地。

  “打鱼是行家里手,但让我们种地,这可是个难题。”张同香记得,那时渔业社采购了一批小麦种

  子,发到渔民手上,并手把手地教他们播种方法。可是第二年小麦亩产仅30多斤,收成还不到种下去的麦种的一半。

  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70年,一户特殊人家的落户才改变了村里人不会种田的历史。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朱长超。今年已70岁的他,前几年得了喉癌,做了喉部切除手术后病情得到了控制。

  “是组织上安排的。”朱长超拿着一根筷子,蘸了水,在桌面上写下了几个字,喉部发出“呼呼”的声音。朱长超的儿子朱建军说,他们原本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世代都是农民,父亲还是种田能手。1970年前后,他们家接到政府部门的指示,要求他们迁到向洋大队,教授渔民种田的技术。

  “这是个好机会啊。”朱长超一口答应下来。除了当年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外,这一“迁移”,也成了朱长超一家人改变命运的时刻。向洋大队的渔民上了岸都是“城镇户口”。他们一家的迁入,意味着他们也将变成“城里人”。

  事实的确如此。朱长超一家12口人迁入后,身份很快发生变化,成了住在农村的“城里人”。

  种田的“城里人”

  收成差时连自己都不够吃

  像田兆林这些渔民,的确都是“城里人”,他们的户口簿上,清楚记录着:非农业。如今,更换后的户口簿上,性质依然是“居民户口”,还是“城里人”。

  张同香家里珍藏的一本“江苏省灌云县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这个小本本也清楚证实了,在过去的那些年代中,他们除了享受发放的“工资”外,还享受了城镇居民特有的“粮油供应”。

  可是,与真正的在城里上班下班的城里人相比,他们似乎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低矮的平房,泥泞的道路。除了标注有“电力”、“电信”字样的线杆,这里没有霓虹灯,没有游乐场,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管道煤气。

  “老有所养。但我什么都没有。”77岁的徐广太说,在他60岁的时候,门口宽达一两百米的善后河,他能一口气游两个来回。但现在,从小在水里长大的他,却再也不敢下水,“身体越来越差了,我不能生病,一生病,就没钱看病了。”

  徐广太种着4亩多地,今年上半年因为天气太旱,仅收了200多斤小麦,平均亩产才50多斤,“自己吃都不够,还能指望卖钱吗?”

  田兆林的地因为地势不好,5亩地竟然只收了20多斤。“看到这个斤两的时候,我再也不想种地了。”田兆林说,他投入的麦种就超过了300斤,加上肥料和人工费用,相比这个收成,损失惨重。

  当然,这些“城里人”还可以去打鱼。1982年后,渔船归还了给了渔民,渔民又开始了为自己打渔的工作。就在快报记者采访的前几天,田兆林的弟弟田兆平一家刚出海打过鱼,“如果运气好,能打个几百斤鱼,卖个两三千块钱。”田兆林说,每次出去都是一大家子,耗时要一二十天,如果细算成本和人工费用,还是赚不了多少钱。

  并非世外桃源

  不远处就是外面的世界

  按照灌云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说法,向洋大队归县海洋与渔业局下属的渔业社管理,不属于行政村建制。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位于灌云东北部的小村子,不可能出现在行政区划图上。

  “一个不属于任何行政区划的村子,地处偏僻,莫非是世外桃源?”从村子走出去的女孩田丁丁每每提到自己的家乡,总会引来如此的疑问。田丁丁目前是卫岗牛奶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职工,生活在市区的她,经常会面对同事和客户如此的询问。

  实际上,向洋大队所在的村落,位于车轴河和善后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呈东西走向,长约1000米,宽仅为100多米。狭长地带的西面,是绿色的农田,东面,是一道河闸,河闸外侧,便是通向黄海的河道。

  “村子的确很美丽。”站在进出村口必经之道的河闸上,田丁丁每次都陶醉其间。河闸的全名叫东陬山善后河闸,这道河闸将善后河东西一分为二。河闸东面,面朝大海,河水为淡水和海水的混合体;河闸西面,紧邻村子,是淡水。闸东的浅滩上,停着几艘搁浅的渔船,迎着朝阳,波光闪动的水面,犹如一幅油画;红彤彤的夕阳映射在闸西的河面上,很养眼。

  但这里的确不是桃源。村里修建的一条宽达10米的水泥路面,一端连接S22省道,一端连接燕尾港开发区。由连云港市区开往这个村落的中巴车,也在几年前运营,村民出行并不困难。加上周边上马了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大货车频繁从村边开过,再想宁静是不可能的了。

  “村民”归渔业社管理

  渔业社只有两个人

  “来,大家配合下,协助登记名册。”8月26日上午,听说渔业社的领导和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要下来统计,王同华从一早就忙开了,他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通知。

  王同华是向洋大队的渔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头衔:渔业社向洋大队大队长。“渔季的时候,我就出海打鱼。不忙的时就在村里当大队长,主要是上传下达,协助做村民工作。”

  王同华所说的“上传”,即是传达渔业社的通知。据其介绍,1968年建村后,向洋大队的村民全部归渔业社管理,村里的土地,也都是国有土地,由渔业社向村民出租,并收取每亩50至80元不等的承包费用。王同华的诸多工作中,其中就有收取这部分承包费的内容。

  “王同华就是村里的负责人,也是经过渔民选举产生的。”灌云县渔业社主任薛亮松表示,2003年,经过渔民选举,王同华成为该村新一届负责人。

  薛亮松说,渔业社原本是水产局下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但因为水产局改制,渔业社经过几轮变化,现在被划归灌云县海洋与渔业局管理,并于2010年改制为企业,“目前企业只有我和张在树两人,既是企业领导,又是企业职工。”

  薛亮松明确表示,王同华尽管是村里的负责人、“大队长”,但是,从来没有领取过一分钱工资,纯粹是“义务性质”。正因为如此,王同华也没有办公地点,向洋大队也没有大队部,“如果非说有大队部,我家里就算是吧。”王同华说。

  穷则思变

  年轻人选择离开

  渔业社主任薛亮松,其实也是向洋大队的渔民后代,他的父母至今还生活在向洋大队一处平房内。20多年前考学离开村子后,薛亮松就留在了灌云。

  “像这样的生活条件,能走的,谁会留下来?”田兆林当兵后就没有想要回来。1975年部队转业,他去了淮安的一家船运公司,一直干到2006年退休。淮安那边的条件比老家好很多,田兆林曾不止一次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请求将家属户口转过去,“彻底离开这个村子”。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之后他又想通过购房的方式离开,可终因淮安房价过高,迁移计划泡汤。

  家搬不走,但人可以离开。田兆林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买了一艘渔船,专门出海打鱼,将自己的田转给了父亲;二儿子也在家待不住,找到一家渔场,专门帮人家织补渔网。

  徐广太的六个子女,其中四个子女都离家到连云港打工去了。而村民杨长祝家更彻底,三个子女中,大女儿找了一个灌云女婿,搬去了灌云县城;另外两个儿子,全都到灌云打工,只把8岁的孙子留在家里让两个老人照看,“三个子女很少回来,每次回来都是抱怨,嫌这嫌那。”杨长祝说,子女的抱怨不无道理,生活不方便,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了离开。

  23岁的女孩田丁丁从小生长在这个村子,后来上学,读了中专后,也留在了连云港市区。她的父母都是村里的渔民,哥哥辍学后也跟着父亲当了一名渔民,但她宁愿选择留在连云港,忍受一家人分离的痛苦。

  “我希望村里能有变化。”田丁丁喜欢自己的村子,但是面对村子的现状,她感到很无助,“我们的要求不高,最基本要求是村里能用上自来水。”

  快报记者在村子来回走了几遍,看到的人基本除了老人就是妇女、儿童,很少有青壮年。薛亮松也向记者证实,这几年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长期留守在家里的已经不足总人数的一半。

  灌云县政府回应:

  争取9月份喝上自来水

  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村庄,面对这一整村喝不上干净水的“城里人”,面对把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报道出来的媒体,灌云县政府有关部门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协调工作,“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服务,能够开心生活。”

  管理工作存在疏忽

  “这个村子的现状,应该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暴露出了我们在管理工作中的疏忽。”据灌云县海洋与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村子的全称是海洋与渔业局下属的渔业社向洋大队,不属行政村建制。而灌云县与向洋大队相同性质的,还有向海大队和内河专业捕捞队。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灌云县渔业社成立于1958年,负责全县渔业生产的管理职能,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2010年改制为企业性质)。县渔业社现有渔民2600余人,均为城镇户口,其中向洋大队72户400余人,向海大队32户340人;内河专业捕捞队328户,1800余人(其中60户300余人从事水上运输)。1968年渔民响应上级号召,实行陆上定居,为解决渔民休渔期间的生活问题,县政府从县内圩丰镇、洋桥农场划出660亩滩涂地给县渔业社,并由县渔业社承包给目前的向洋大队、向海大队渔民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尽管没有行政村建制,但是,渔业社事实上在承担着村委会类似的管理工作。2004年县渔业社投入3万余元,在向洋大队、向海大队各新建一个电灌站,用于村内农田的灌溉。2004年、2005年县渔业社协调争取土地复垦项目,对向海、向洋大队的544亩滩涂地进行了土地复垦。2008年协助各方,在向洋大队村内铺设了2.6公里长的水泥路。

  此外,县渔业社还在向洋大队引进了3个紫菜生产加工厂,解决向洋大队70名人员安置问题。而对向洋、向海大队的户籍、治安管理职能,一直由灌云县洋桥边防派出所负责。

  肯定不是农民,是居民

  向洋大队的居民,其身份到底是农民还是居民?如果是农民,其种地不仅不应该收取费用,还应该享受农业补贴;如果是居民,其种地算什么性质?为什么连自来水都用不上?

  “我们经过多次核实,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性质,跟户口簿上的登记完全一致,是居民,不是农民。”灌云县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既然是居民,他们就无法享受有关农业方面的补贴。该人士表示,目前向洋大队、向海大队渔民耕种的660亩土地,属国有土地性质,经营使用权属县渔业社,由县渔业社承包给渔民耕种,县渔业社根据地质每亩每年收取50-80元的土地承包费,年均收取承包费3-4万元,该费用作为渔业社人员(现有管理人员2名,军转干退休人员1名,遗属1名)工资和工作管理经费。因该土地性质属国有土地,税费改革之前未上缴农业税收,致使国家出台农业补贴政策后该土地也无法享受水稻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但向洋、向海大队和内河专业捕捞队渔民拥有的259艘三证齐全渔船,每年都享受国家柴油补贴政策。

  9月份有望喝上自来水

  就有关向洋大队居民医保等问题,灌云县政府有关人士表示,参照属地原则,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中,均已把向洋、向海大队和内河捕捞队渔民纳入了保障范围,目前已有100余户600多口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有部分渔民由于本人不愿意等原因,没有参加。

  这位人士表示,接下来,县政府将组织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力度,动员渔民主动参加合作医疗。同时,由民政局和渔民户籍所在乡镇负责,将向洋大队、向海大队和内河捕捞队渔民纳入渔民户籍所在乡镇低保上报范围,对符合城镇低保条件的渔民,经过公示评议审批程序后享受城镇低保待遇。

  而学龄儿童入学问题,灌云县一直实行的是就近免费入学原则,灌云县政府有关人士表示,这一政策还会继续贯彻。但因为当地部分村落生源减少,有合并学校的可能,因此,有可能会使得学生的上学路相对较远,这位人士说,“但目前还是能控制在2公里左右。”

  关于自来水问题,灌云县政府有关人士承诺,将本着“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力尽快办理,帮助渔民切实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原则,灌云县政府有关人士说,全力推进管网铺设工作。

  据悉,灌云县今年已经制定了全县“十二五”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方案,排出了年度计划,力争在“十二五”末实现农村饮水安全人口全覆盖。鉴于向洋大队群众反映的饮水问题,灌云县将参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相关政策,由县水利局投入30万元,从鲁河乡水厂铺设延伸3000米主干管网至向洋大队,渔民负责每户420元的管网入户费用。如果顺利,此项工作将于9月底前完成,也就是说9月份向洋大队的村民将有可能告别靠老天喝水的日子,喝上干净的自来水。

  而对于目前还在收取的每亩地50-80元不等的承包费,他表示,经县政府研究,渔业社将从2012年起免收向洋、向海大队的这笔土地承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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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 柒调查 A6 客居乡间的“72家房客” 倪宁宁 2011-8-28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