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在手术台上死亡，手术室却空无一人，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情景。这个情景代表了医患关系、医疗道德的冷酷现实。

  49岁的朱先生全身麻醉死在手术室，当时他的身边没有一名医护人员，因为手术室起火，6名医护人员均自行撤离。这就是8月24日夜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麻醉病人死亡事件的基本事实，而且是对基本事实的客观描述。

  这一事件众所关注，但遗憾的是，死者的姓名都不清楚。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死去的朱先生因姓名不全，相当于半个出场者。这种半出场状态，使死亡不能具体地呈现。然而朱先生确实是有名字、有生活的，现在的叙事方式取消了他的名字，从而也忽略了他的具体生活。这样，我们只能就事件诉诸一般性的想象，模模糊糊的“朱先生”不会被展开，从而使死亡事件产生舞台式的间隔，略近于概念性的存在。

  于是，这一死亡事件就仿佛不是属于朱先生，也不属于“家属”，而是属于他人，包括因想象的感同身受而加入的“我们”、急于处理善后的医院，以及不愿看到“我们”与医院之间存在张力的有关部门。“我们”与死去的朱先生，属于想象的共同体；“我们”与医院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医院和不愿看到这一关系的有关部门，属于现实的共同体。矛盾在这两个共同体之间。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朱先生”，那个活生生的死者被虚置了。

  这可能是一种社会叙事方式，使得问题从个别推广到一般。但对个别的忽视，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也可能导致了各怀利益的话语比拼，生命价值和社会伦理可能因此虚拟化。而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有名有姓、有内容的朱先生，他的死亡历程如果具体展开，尽管只是个别，却足以证明生命价值被怎样地抹杀。

  然而，现在我不能得到这样的材料，所以也只能从概念到概念，而非感受与概念相互生发，去辨析这一死亡事件的是是非非。

  医院不该起火，哪怕起火也应有预案和训练，——这是教训，可以细细总结，但不足以解释朱先生何以必死，或者更准确地说，何以必以孑然一人的方式死于手术室。

  起火是意外的，预案与训练缺乏是早已存在的，但并不能导出朱先生必然被抛弃。朱先生被抛弃，不是因为起火与预案、训练的缺乏，而是因为6名医护人员的撤离。撤离是一个决定，现在看，这并未会商，而是两两成行。根据医院的说法，手术室有两名护士、两名麻醉师、两名医生，起火后，先是两名护士、两名麻醉师去寻求援助，从此未回手术室；最后是两名医生撤出，也是从此未回手术室。

  6名医护人员分头先后撤离，这是各行其事，护士不管麻醉师、医生和病人，麻醉师不管医生、护士和病人，最后是被护士和麻醉师不管的医生抛弃病人。抛弃似乎都是没有会商的，也就是说，是否抛弃根本没有成为议题。抛弃是直接行动，而且，是可以事后追补理由的直接行动，而行动本身自自然然。所以，这种实质为抛弃的撤离，不止医护人员对病人，而且包括医护人员相互之间。病人因其无法自便而死。医患之间的伦理，职场内部的伦理，在抛弃行动中同时消失。

  公众关注点，当然在于医护人员与病人的关系。汶川地震后，我们曾见到某教师“逃跑本能”后的欣然自喜，教师的职业责任被消除。这里，我们看到医护人员的各自撤离，抛弃病人没有遇到职责障碍，医生的职业责任被消除。

  当时火到底有多大，这似乎是一个问题，但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否应该死在孤身一人的状态之下。

  如果病人被带出手术室，仍然发生死亡怎么办，那是否也会受到指责？这看起来也是一个问题，但其实仍然不是。撤离不撤离病人，这是一种选择；而撤离的后果，出现在撤离的议题之中，但撤离甚至没有成为议题，这才是病人被抛弃的真相。另外，撤离的伦理与撤离发生怎样的结果是两回事，结果如何并不决定撤离是否合乎伦理。再次，即便撤离病人没有好结果从而遭受指责，伦理上尽其所为仍然具有正当性。但实际的情况是，撤离病人根本没有发生，甚至根本没有成为议题，从而使得“撤离又会如何”的设想，变成了一种事后追授抛弃行为之合理性的说辞。

  绕不过去的问题只有一个：手术台上的病人，应不应该死在独身一人的处境之下？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压力，不因任何特殊情况而有所缓解。特殊情况不妨有之，但无论何种特殊情况，病人在手术台上死亡，手术室却空无一人，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情景。这个情景代表了医患关系、医疗道德的冷酷现实。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