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广州黄埔大道一家影厅的四角上，稀稀落落坐了几对情侣，嘴里的爆米花嚼得清脆热烈。没有谁会一直盯着银幕上那部叫《钢的琴》的电影。

  也许是太陌生，也许实在感觉太无趣。

  整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下岗工人帮女儿追求梦想的故事。

  男主角叫陈桂林，原是东北一家大型国企的工人，改革浪潮中下了岗。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有点落俗，傍上大款的老婆回来抢女儿。孩子提出，谁能给她钢琴，她就跟谁。

  给女儿造一架钢琴，成了兜里没钱的陈桂林最疯狂的愿望。他忽悠了退役小偷、过气大哥、猪肉贩子、大龄文艺女青年，那些他昔日的一帮落魄工友，帮他在那荒废的厂房，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一部带有美国英雄主义的东北下岗老片。”一个影评人这样评价这部电影。

  那天中午，家住海珠区珠江电影厂大院的辛沂虹刚用完午餐，她正对着随身的小本记录工作日程。

  没有人对她说起，那部微博上口碑极佳、票房却十分惨淡的电影。

  她也不知道，她和电影主角陈桂林的人生会是如此的吻合，同是工厂里会唱会弹的文艺明星，同样人到中年下了岗。陈桂林想给女儿造一架钢琴，而女工辛沂虹从41岁下岗那年，萌生的心愿是出一张自己的唱片。

  现在她在广州一家保险公司当保险员，那天午后，51岁的她忙着很多事情。她说，自己已许久不看电影，也不准备去看。尽管这部电影演的内容就是她曾经最熟悉不过的工厂和时代。

  但采访最后，她又忍不住反问了记者，“这用钢做的琴能发声么？不可思议。”

  下岗时想出专辑

  辛沂虹，今年51岁，原为广州手表厂女工。

  2001年，她41岁，当年以为“轮谁也轮不到我”的下岗还是轮到了她的身上。

  “一次性买断工龄”这一人员下岗处置方式在那一时期的广州已经十分流行，计算方法是当年的平均工资乘以工龄。辛沂虹拿着23年青春换来的4万元“巨款”汇入了广州下岗的浪潮中。

  下岗后，摆在辛沂虹眼前的有两条路：一、出门找工作，二、留在家里当全职主妇。“两条路，我想走第一条路，好像走不通，第二条路，我不想走，但好像又只能这样了。”

  辛沂虹说，下岗后她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总结一下自己30多年的唱歌生涯吧！”

  和电影《钢的琴》中的下岗工人陈桂林一样，在左右的彷徨中，这个41岁的女工选择了一种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她一开始先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样下岗的工友，但大家的反应让她有点失望。“都下岗了，不想着赚钱居然想着花钱！”“女儿还那么小，在家带带女儿不是更好吗？”

  总之，她的这个梦想在刚刚萌动时，无人支持。

  最终，她的这个念头还是因为一个老工友帮她找到了一份保险从业员的工作而暂时搁置，这时是2001年5月。

  多年后重拾梦想

  2009年，随着50岁生日的逼近，辛沂虹把她在41岁刚刚下岗时萌发的念头又重新捡了起来。

  “我要出一张个人专辑！对，这是我的梦想，一定要完成。”确定了这点后，辛沂虹再次征询身边人的意见。这次她特意避过了曾经的工友。

  “身边的歌友都很支持我。”这奠定了辛沂虹的信心。为了让专辑的效果达到完美，在出个人专辑前，她特意和几个歌友先出了一张合集。

  “每人唱两首歌，没有MTV。”她负责联系曾经在珠影制片厂大院里的录音棚，“效果很好”。

  同年6月，她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个人专辑，连续3个月的保险营业额，她几乎都是靠帮家里人购买完成的。

  那天炎热的午后，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黑房里，辛沂虹端正地站在麦克风前，忘乎所以地唱着《我和我的祖国》，这是她在录音棚里第13次重唱这首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和我的祖国》《党啊，亲爱的妈妈》《我爱你塞北的雪》……全是现在年轻人觉得“老掉牙”的“红歌”。

  一周后，她再次出现在录音棚里，穿着一件明亮的黄色T恤，脸上扑着红白鲜明的粉。

  这次她的录音很顺利，5个小时就全都结束了。唯一一点是，录音棚的小伙经常会忍不住拿着纸巾进去打断。“一直在流汗，有一次汗水顺着头发流进了眼睛，我正唱得兴起，却被迷住了眼睛，可惜了。”

  从选歌到录音，历经了3个月，“总算完成了一大步”。

  但对于妈妈精心录制的9首老歌，她那21岁的女儿说，“我到卡拉OK是不会唱这种歌的。”

  总结那段美好的岁月

  从现代流行乐曲专辑的制作角度来说，辛沂虹的这张专辑肯定算不上豪华，甚至可以说有些山寨。没有化妆师，在MV外景拍摄当日，她的女儿全程充当了妈妈的化妆师。辛沂虹也通过歌友的朋友找了一支价格便宜的摄像队。

  然而，拍摄当天，一个小小的疏忽让辛沂虹充满了遗憾。“力求完美的专辑却处处是遗憾！”她叹着气回忆道。

  为了让打出的字幕、音乐和场景完美结合，辛沂虹特地从自己家里搬来了一台录音机。然而，她却把这台录音机的电池给带错了。

  最终，MV的外景拍摄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进行，辛沂虹只能胡乱哼歌。心情大受影响，坐在凉亭里的她不知所措，表情僵硬，手脚挥舞……这些看上去不太专业的画面，最后也被“专业”的外景剪接公司收录其中。

  这个普通女工梦想的实现，从她下岗算起，前后中断了9年。但最终她的首张个人专辑还是赶在了2009年底出炉，专辑一共收录9首老歌，她灌制了150张，自费了两万块钱。

  在这张专辑的封底，是辛沂虹还是广州手表厂工人的时候参加一场歌唱演出的剧照。一条马尾辫服帖地垂在她的耳后，身上当年最流行的蓝色长裙一洒而下，舞台上，一个女生忘我地唱着歌。

  “我希望这张专辑完美，是因为它能总结我那段最好的时光。”

  成为厂区里的工人歌手

  辛沂虹说，她把那段最美好的时光丢在了广州一条长达10公里的新港路上。

  上世纪70年代初，分布在这条并不长的路上的国有企业众多：广州纺织机械厂、广州缝纫机厂、广州手表厂、广州麻袋厂、广州光学仪器厂、广州有线电厂、广州机床厂、广州金笔厂……

  仅仅一个广州手表厂当时的面积就有七万多平方米。

  和这一个个宏大的现代机器厂房对比的是四周一排排低矮的农民房。

  每天看着工人们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经过时，弯腰种地的农民总是忍不住吆喝一句，“大姑娘下班了，真好！”羡慕之情不言而喻。

  那个时候每天厂区的那道大铁门一关，就把工人和外界的人彻底隔开，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

  1972年，辛沂虹随父母来到广州，跟着从部队文工团退役的父亲被安排住在位于新港路上的珠江电影制片厂边。

  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让我们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工业化俨然成为当时“文革”即将结束时，这个国家最迫切想实现的首要任务。

  1978年，辛沂虹18岁，在父亲的帮助下，她顺利当上了光荣的工人，进入的是当时新港路上最辉煌的一家国企——广州手表厂。那时的广州牌手表是高档奢侈品，国家定价110元，凭票购买。

  “足有越秀山足球场一个半大的厂区里，幼儿园、卫生所、职业培训学校、跳舞房、饭堂所有设备齐全。看不到尽头的总装车间里，排着满满当当的长桌，一盏黄色的台灯，一个眼罩式放大镜，工人们齐刷刷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把细微的小零件往表壳里填。”

  辛沂虹说，“那一幕很震撼！踏入厂区的那一刻，我都觉得自己内心满满的，慌慌的。”

  一年后，她交了68块钱，拿到了一块广州牌手表。这是工厂当时的福利，给干满一年的员工一只次品表。

  后来，辛沂虹成了厂区里的工人歌手。

  被彻底“打碎”的铁饭碗

  然而，广州工友们心目中没有风险的“铁饭碗”并没能捧多久。

  1992年，广州的国企纷纷开始实施劳动合同制，所有工人要改签年限合同。“铁饭碗”彻底被“打碎”。

  辛沂虹的工友陈英俊当时在手表厂担任一个中层干部，他回忆说，2000年，广州企业管理办召开了一个关于下岗职工的安置会议，与会人员是各个亏损国企的“一把手”，会议议题是市政府将拿出10亿元用于关停并转企业安置下岗职工。

  大家都不愿意下岗，人人都在找关系，人人都在送礼，工人向中层干部送礼，中层向高层送礼。然而这就像击鼓传花，总有一个人要接棒，而且游戏和现实还不一样，需要接棒的人远不止一个。

  辛沂虹很淡定，“我一直工作表现那么好，下岗谁也不会下岗我的。”然而，到2001年，她还是接到了下岗的“噩耗”。那年，她已经41岁，二十几年的青春，换来了4万多元的赔偿。

  “其实那间厂早没前途了，只是感情上舍不得而已。”辛沂虹不太愿意重新谈起那段不知所措的日子。据《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