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降临台北。雨声中的张典婉，正在MSN上和大陆的朋友沟通。8月11日，她将要启程去大陆。此次大陆之行，她的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北京、天津、上海、厦门、南京……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群人在等她。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一生，与太平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张典婉，正以她的执着和热忱用心“打捞”着沉没已久的太平轮。

  “做这件事情，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也收获了许多。这好像是一件永远不会结束的事情，要一直做下去！”在电话那头，张典婉这样告诉记者。

  童年的记忆连着太平轮

  张典婉记忆里的童年，父亲总是用客家话教她念：“月光华华，细妹煮茶，阿哥兜登……”母亲则打开留声机，一个沙哑的男声唱着：“青春的花是多么的香，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年幼的张典婉和家人生活在台湾岛北部的苗栗县。在她眼里，妈妈的样子很平常：“她讲客家话，挎着篮子去街上买菜，蹲在厨房的水沟旁刮鱼鳞，忙碌农事时，头戴斗笠、脚穿雨靴踩在泥泞的果园里，和其他小朋友的妈妈没有两样。”

  不过，母亲闲暇的时候，会让女儿帮她拿着毛线，她自己则一边织毛衣，一边说着从前的故事：“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

  母亲说的这条船，叫“太平轮”，她是1948年12月搭乘这条船从上海来台湾的。幸运的母亲，不忘自己是死里逃生：“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她的语气平静而轻淡，像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母亲讲的话，童年的张典婉似懂非懂。不过，母亲提到的那两条狗，张典婉倒是很熟悉：“我把那两条狗叫做太平狗，因为它们当初是和妈妈一起坐太平轮来台湾的。不过，我出生时，那两条狗已经终老在家中的葡萄树下。我只见过它们的照片，看了就很喜欢，是那种长着长毛的北京狗，小巧可爱。那时候的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北京狗。”

  和母亲一起来台湾的，还有华美的旗袍、景德镇的瓷器、一张张隽刻着家族记忆的黑白照片。“妈妈那次离开上海，本以为会和以前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回去，哪知道，她的双脚再也没有能够踏上上海的土地。而随太平轮带来的这些东西，成为她一辈子的情感寄托。”

  写《太平轮》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母亲

  2000年10月，张典婉的母亲去世。“那时候，我已经在台北成家立业。妈妈走后，我整理她的遗物，从苗栗老家运回她和爸爸的旧桌子。打开上锁的抽屉，发现了她和爸爸早年在上海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日期显示，当时是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1946年。”

  除了身份证，抽屉里还有一本记事本，上面记满了上海时光，“有很多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愚园路，淮海路，金神父路，戈登路……”这些陌生的路名，为张典婉描绘出了母亲年轻岁月的生活地图。“只是，那些电话号码，自从母亲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拨不通了。”

  母亲去世后，人到中年的张典婉通过她留下的资料和自己搜集到的资料，渐渐整理出父亲母亲年轻岁月的拼图，“我开始着手写关于太平轮的故事。最初的想法，就是为了纪念我的妈妈。”故事就从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嫒、姨妈司马菊嫒写起。

  张典婉的父亲张汉文是苗栗的客家人，早年因不满日本政权高压统治，游泳偷渡辗转到了大陆。在大陆，张汉文投靠到康有为门下，成为万木草堂的弟子。之后，考上中华民国政府第一届外交官特考，曾派驻新加坡。抗战时期，张汉文随同国民政府迁都，也到了重庆。抗战结束后，张汉文辞职，改行经商。

  “那时候，爸爸常常往来上海和台湾之间，母亲也是两头居住。”说起母亲和父亲的故事，张典婉露出幸福的微笑，“我的外祖父司马聘三，原籍江苏镇江，是司马光家族的后代。他靠着一口流利的日文英文与金头脑，成为成功的糖商。”

  司马秀嫒与张汉文结婚时，张汉文还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当时改名换姓叫林奄方，“妈妈一直以为自己是林太太，1949年，因为战争的原因，母亲和父亲定居台湾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张太太。一会儿林太太，一会儿张太太，妈妈的朋友还以为她改嫁了。”

  从上海滩的千金小姐到台湾乡下的农妇，司马秀嫒倒是过渡得很自然。偶尔，她会穿着旗袍、描着眉毛，带着女儿出去游玩，那时候的她，在女儿眼里，简直有些神秘了。

  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张典婉写太平轮，初衷是为了纪念母亲，然而，随着写作的进展，这个故事已经溢出了小家庭的范围。

  “2004年，我参与《寻找太平轮》纪录片采访。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太平轮的故事，我到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只要得到一点线索，就努力去寻找。我找到了和母亲搭乘同一班船来的‘船友’，也找到了搭乘其他班次太平轮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当然，还有那艘失事太平轮遇难者的家属。”

  那艘失事的太平轮，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这艘船上的一些遇难者的家属，他们的名字，对于大众来说并不陌生，如著名球评家张昭雄、国际知名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知名音乐家吴漪曼等……

  最让张典婉心酸，也最让她欣慰的是，在纪录片播出之后，她还找到了那艘失事太平轮的幸存者。“当时反响很强烈，有人通过不同的渠道联络到我。”

  叶伦明是张典婉见到的第一个幸存者，他获救以后到了香港做生意，并因为坚持长跑而小有名气。2005年，他一个在海外读书的后辈通过报社联系了张典婉。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系张典婉，越来越多有关太平轮的往事浮出水面。

  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了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在无数次的拒绝与误解后，张典婉终于把这些故事一点点积累起来，写在书里。

  2009年，张典婉写成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

  2010年，张典婉召集太平轮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在东海举行了海祭活动。这次海祭的大陆参与者比台湾的参与者多，三十九人中约三分之二是现居大陆的遇难者家属。这让张典婉十分欣慰，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台湾，总感觉太平轮的故事“拼图少了一半”，但这次海祭中，拼图的另一半也在出现，让这场灾难的图景逐渐完整起来。

  大陆之行，不断完整的记忆拼图

  2011年，《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大陆出版，出书前后，张典婉收获了更多的意想不到。

  “上海的《东方早报》报道这个事情之后，一位姓包的大姐带着她父亲的照片找到了我。”

  张典婉所说的这位包大姐，全名叫做包和娣，她的父亲叫包阿根。1947年1月27日是农历小年，当天包阿根乘坐定期往返上海与基隆间的太平轮，从上海出发，前往基隆。子夜时分，太平轮与运煤船建元轮相撞，沉没于浙东舟山海域。包阿根罹难后，家人悲痛万分，此后每年的农历小年，全家人都要在太平轮失事地祭奠父亲。

  在湖南，张典婉遇到了一位书评人向敬之，他告诉张典婉，有一位住在深圳的许乃玲女士想见她。许乃玲的父亲叫许君远，民国时期曾就职于《大公报》。1947年2月，在惊悉好友邓莲溪乘坐太平轮罹难后，许君远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悼邓莲溪兄》。张典婉在自己的书中，采用了刊登有该文的《大公报》照片。张典婉的书问世时，许君远已经去世50年，但他的女儿、生活在深圳的许乃玲却有缘看到该书。

  8月份的大陆之行，张典婉特地将深圳加入了自己的行程表，“我期待与她见面”。

  如今，不断有新的惊喜传递给张典婉：“在厦门，有人说，他的哥哥叫张树森（音），也在这艘失事的太平轮上。在杭州，有位王大姐，她早年从上海到台湾，1949年，因为她的妈妈要生小孩，当时的台湾，医疗条件不好，所以她就跟妈妈乘坐太平轮回杭州，在出事前一班回到杭州。”

  另外，还有宁波、湖北、天津……不断有新的消息，汇集到张典婉身边。

  可以预见，8月份的大陆之行，对张典婉来说，是一种体力上的挑战。不过，她乐于承担这种挑战：“因为我收获了更多。”另外，张典婉还有个未了的心愿：“《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时，版税全部捐出供2010年海祭活动经费，简体版经费的收益也将作为推动太平轮纪念协会活动的经费。有几位遇难者家属曾提及重建纪念碑的心愿，一直苦无经费，个人期待聚沙成塔，早日达成他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