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观察员 赵勇

  最基本的互信，是一个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构成了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安全感。

  我们去饭店吃饭，能够相信不会吃到地沟油；我们去超市买馒头，能够相信买到的不是染色馒头；我们看那些光彩熠熠的颁奖，能够相信这个奖是有含金量的、是值得我们瞩目的，而不是花钱买来的……但现在，越来越多隐秘的利益链条，正在侵蚀着这一信任的基石，我们都觉得越来越不安全。

  本周，天气逐渐闷热，令人无心专注。但所谓的“共和国脊梁”评奖，就像一部让人欲罢不能的电视剧，不断爆出让人惊讶的情节。

  对于“共和国脊梁”评奖的质疑，最初来自网络，经过李承鹏等网络名人的加热，再加上倪萍成为“共和国脊梁”获奖者，这一事件瞬即成为网络上最大的热点——“共和国脊梁”被网民戴上“中华羊蝎子奖”“颈椎病人得奖”“山寨奖”等各种讽刺帽，倪萍等获奖者也备受质疑。

  新华社7月19日播发的“中国网事”特稿，就详细揭露了“共和国脊梁”的评奖黑幕。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显示：由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影响力人物》杂志社等几家机构主办的这次“共和国脊梁”评奖，不仅存在“挂名忽悠”“评奖违规”“高额收费”等问题，而且连主办方之一的《影响力人物》杂志社身份都很可疑——在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上并未查询到其登记注册信息，疑为非法刊物。

  至于人们最为关心的收费问题，新华社记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包括倪萍在内的“获奖者”不用交钱，不仅如此，组委会还将对这些“获奖者”颁发5000元奖金“略表心意”。但组委会邀请的全国各地100多名参会者，每人却需要缴纳3800元“参会费”。如此，一条“借名人炒作、拉大旗作虎皮、收费发奖”的利益链条就清晰地浮现了出来。在这条成熟利益链的背后，则是与“共和国脊梁”类似的五花八门的评奖，它们操作手法惊人相似，目的毫无疑问都是“借奖生财”，这些名头唬人的活动和奖项，无一例外都是生财道具。

  自称也是受害者的倪萍说：“我曾获过无数奖项，从没怀疑过奖项的真假，更无从核实。如果知道它是假的，我肯定不会参加。但这次事件给了我一个巨大的警醒，今后这类活动我得留个心眼，弄清组织者是谁、颁发者是谁、调查过程怎样后再确定是否参加。如果有组织者利用文化界人士出名甚至敛财，利用人们的善良玷污公益和慈善的招牌，我绝不容许。”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倪萍却成了“共和国脊梁”敛财的工具，对此她能够有所反思，还算不错。但应该“留个心眼”的，又何止倪萍？正如7月22日《齐鲁晚报》的评论所指：在媒体揭开黑幕之前，那些评奖机构的主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中国经济报刊协会的主管部门是国资委、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的主管部门是文化部，关于“共和国脊梁”评奖，这两家评奖机构都未向各自的业务主管单位上报备案，但就是这样一个评奖活动，居然还能遍撒“英雄帖”。文章因此发问：主管部门在事发前大多陷于“失聪”状态，直到媒体大声提醒，才想起自己的职责。如果说，倪萍是被主办方忽悠过去的，那这么多的主管部门又被谁蒙蔽了？是真的不知道，还是真的不想知道？

  目前评奖机构的主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事情到了后来，会不会弄出个“罚酒三杯”的结果，还真不好说。毕竟，“老子”查“儿子”，板子拎得再高，落下来都会能轻则轻的。正如本周同样备受关注的“中科院准院士包养情人”事件，舆论的关注点是被举报的段振豪有没有挪用科研经费包养情人，但中科院和段振豪所属地球所最终给出的调查报告只是：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虽然段已因涉嫌贪污被刑拘，但众人关注的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却被这个无厘头的调查结果轻轻带过——那些指望段振豪事件为科研经费透明化开道的人，可以洗洗睡了。

  一个黑幕重重的“共和国脊梁”，不仅把倪萍等公众人物拖下水，令人们对其信任感大幅下降，而且令评奖机构主管部门的公信力也跟着大大受损。更关键的是，人们对原本以“独立”“公信”为立身之本的社会团体，同样产生了更严重的不信任感，这是一个典型的三输局面。支撑社会良性运行的信任基石，就这样被侵蚀得摇摇欲坠。“共和国脊梁”背后的黑幕，可以调查清楚；隐秘的利益链条，可以斩断；但由此催生的信任危机，又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么艰辛的努力，才能得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