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管部门，不去反思为什么自己的表现比“战友”差，不是检讨政府主管部门的不作为和管理缺失，而是试图从“战友”的队伍中揪出所谓的“黑名单”，这好像有些不厚道。即使卫生部要建立什么名单，也应该是建立黑心企业、不法药商的黑名单，怎么也轮不到媒体啊！

  卫生部拟对误导公众的媒体记者建黑名单，这话一出来，颇有些“杀”气。

  6月13日，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说，目前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就是希望组织更多健康媒体，提供相关的健康知识，为了打击或者遏制一些极个别媒体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我们把这个情况要向新闻媒体宣传，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我们也将建立黑名单。

  当下，在相关领域，“黑名单”已经广为使用。这个词向来用在坏人坏事身上，把媒体记者和这个词联系起来，滋味不一般。也正是冲着这破天荒的第一次被“黑名单”，有和卫生部或者毛主任进行商榷的必要。

  第一，两个“极个别”应有所指，但毛主任并没有明说，这不太好。要说明的是，在媒体从业者当中，确实出过极个别害群之马，有的人也受到法律的严惩。媒体同样也需要社会监督，任何人任何单位都有权对媒体的错误加以揭露。你把“极个别”公布出来，是为媒体做贡献，也有利于自身，何苦不为？语焉不详，造成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猜疑，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想必毛主任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卫生部有没有权力对媒体和记者建立所谓的“黑名单”，这个理需要厘清。众所周知，如果媒体和记者违法乱纪，自有法律和纪律管着，中国记协和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也都会依法治理。一般来说，黑名单都是建立于行业内部，卫生部并非媒体的主管部门，出台所谓的黑名单有越权之嫌。应该看到，现实中有诸多途径来抵制“极个别”造成的伤害，比如说，名誉受损的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司法诉讼来实现主张，对“极个别”记者的所作所为，可以直接与相关新闻单位沟通，还可以向媒体的主管部门反馈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其他媒体和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渠道发布权威信息，减轻虚假报道造成的影响。凡此种种，都要比什么建立黑名单强太多。

  第三，卫生部作为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该领域负有监管之责，媒体对该领域进行舆论监督，曝光歪风邪气，对卫生部的工作是一种帮助，某种意义上，两者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弄出个黑名单，尽管指向的是“极个别”，但有对舆论监督发泄不满的苗头。一名网易网友说道，“请问哪次食品问题是由相关部门查出来的？都是由媒体先查出来，进行曝光后，相关部门出于压力才去查，而这确实让相关部门相当被动，每次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话可能有点“刺耳”，不过，纵观近年来公开报道的公共卫生事件，媒体先报道、部门再跟进，确实成为一条让民心有些失望的“规律”。作为主管部门，不去反思为什么自己的表现比“战友”差，不是检讨政府主管部门的不作为和管理缺失，而是试图从“战友”的队伍中揪出所谓的“黑名单”，这好像有些不厚道。即使卫生部要建立什么名单，也应该是建立黑心企业、不法药商的黑名单，怎么也轮不到媒体啊！

  第四，媒体不是神，不可能让报道十全十美，对媒体出于公心所作报道的瑕疵，也应该包容。建立黑名单，无非是对相关的媒体和记者进行封杀，问题是，一个理应受到媒体监督的对象，不是通过良好的沟通来帮助媒体客观报道，却反过来封杀媒体，只能给人一种抗拒舆论监督、报复媒体记者的印象。应该看到，媒体报道失误，固然有自身原因，但相关部门信息公开不够也是一个关键原因。媒体对某个信息进行求证面临巨大困难，也无形中增加了报道出现局部问题的风险。事实说明，政府信息越透明，媒体报道就越充分、真实、客观。而信息不对称，只能造成信息误导。

  卫生部门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央对舆论监督的要求。2009年10月9日，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去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去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李长春强调“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试问，在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里，哪一点是支持政府部门对媒体建立黑名单的？

  当下，在一些部门，尽管没有公开出台黑名单，但也有着根据本部门领导好恶建立的“亲疏名单”，在相关领域出了问题后，总是习惯藏着掖着，生怕有关记者上门了解情况，对媒体采访极尽阻扰、封锁之能事，这种做法和态度，还是从部门利益出发，漠视公共利益，违背政务公开之法定义务。可以说，卫生部拟对媒体建立黑名单，开了一个很坏的例，令人担忧，也亟须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