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观察员 赵勇

  网上有个很流行的段子，叫“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这句戏谑之言的背后，是层出不穷的“被精神病”丑闻。上访、讨薪……一个正常维权的公民，一不小心就会被权力之手“被精神病”，只要给你套上“精神病”的帽子，你说的话都是疯话，再也没人听，没人管，所以被越来越多的滥权者当做“解决问题”的优先之选。而你自己，却将忍受自由被剥夺甚至身心遭药物伤害的痛苦。因此有人说，“被精神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威胁。

  本周，“被精神病”再度成为关注焦点。焦点的中心，是一个叫李体法的“被精神病”者。这个37岁的浙江松阳县农民，多次发信息批评松阳县委书记林健东、找樟溪乡党委书记王华松理论，还拦住浙江省环保厅厅长投诉乡政府非法排污，最终，“刺头”李体法被当地政府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在被关进医院之后，李体法被强制注射药物并出现肝部肿大情况。

  李体法“被精神病”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正当人们在担心李体法如何“飞跃疯人院”时，一条好消息迎面而来。6月10日，历时26年、数易其稿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亮点是：草案对精神疾患从诊断到治疗以及出院等多方面作出详尽规定，以确保患者权益，防止出现“被精神病”。比如针对社会普遍关注“被精神病”和强制收治问题，草案明确：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强迫任何人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在侵权责任方面，草案也作了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谢斌教授说，近年来屡屡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对精神卫生立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心酸和恐惧的推动，来看一看那些媒体报道的“被精神病”事件吧：河南漯河人徐林东在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后被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党委、政府有关工作人员送进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深圳男子讨要工伤赔偿“被精神病”强行收治；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公务员郭元荣疑因举报领导被关进精神病院14年……

  在“被精神病”事件层出不穷的今天，26年议而未决的精神卫生立法的确有些姗姗来迟了。但迟到总比不到好，相信李体法们看到避免公民“被精神病”的立法消息后，心里将会重新生出对法律和公正的希望，而这些仍然保留的希望，恰恰是整个社会稳定最有效的缓冲剂。

  现在的问题，是精神卫生法如何能更好地落到实处并保护公民的权利？在这方面，虽然草案的方向感是正确的，但在一些细节方面，却仍然有不少缺憾。比如草案中的这一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就被专家认为表述不妥，因为“体格检查”并非精神障碍诊断的主要依据。此外，虽然草案中该规定了“医学原因”是诊断和收治精神病人的唯一依据。但对有权做出医学判断的执业医师，如何限制他们的权力，草案却没有做出更多表述，这就为一些医师与权力者勾结留下了空子。

  此外，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视野也显得窄了一点，虽然杜绝“被精神病”毫无疑问应该成为精神卫生立法的一个关注重点。但在“被精神病”之外，需要法律救济的精神障碍者还有很多。就在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次日，福州就出现了“父亲杀死精神障碍儿子”的惨剧。这起人伦惨剧的根源，在于打工者何某29岁的儿子患有间歇性精神障碍，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作，而且发作时带有比较严重的暴力倾向。但由于何某无力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能让儿子留在家里，而一家人也一直生活得提心吊胆。这一次，当儿子再次发病时，忍无可忍的何某终于向亲生儿子痛下杀手……

  这样的“武疯子”惨剧，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有“武疯子”伤害亲人的，有“武疯子”跑到街上伤害无辜路人的，也有亲人伤害“武疯子”的。而在每一起悲剧背后，总有一个相对贫困的家庭，这些带有暴力倾向的精神障碍者，往往因为其亲人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不得不留在家里，成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一颗颗不定时炸弹。

  按照精神卫生法草案，那些有暴力倾向的精神障碍者，是可以强行收治的。但问题是，对那些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家庭来说，治疗费用谁来出？事实上，这个疑问几乎在每一次的“武疯子”惨剧之后，都会被人提及。人们也一直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在法律层面得到解决，但这次，备受瞩目的精神卫生法并未就国家救济给出明确的说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好在精神卫生法草案正在征求社会意见，拾遗补漏还有时间，希望立法者不仅能够在“体格检查”等细节上根据民意作出调整，还能够进一步开阔视野，让精神卫生法的国家救济功能覆盖更多需要救助的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悲剧发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