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赫德的情人》之前，我努力搜寻罗伯特·赫德在我脑际残留的东鳞西爪。稍后我遭遇了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我所知的赫德，居然还是那个历史教科书上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国侵略者的压迫与利诱之下，清政府被迫任命他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改组海关，确立了外国人管理中国的制度。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中国海关管理权被英国人操纵了近一个世纪”。

  这样的历史面孔，这样的政治标签，统治了多少人的头脑。赫德的任命，赫德对海关的改造，海关管理权被赫德等人操纵，都是不争的史实——却只是片面的史实。教科书为什么不提：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乃是晚晴最清廉的公权力机构；海关所创的税收，乃是晚晴最稳定的财政支柱，每年最高可达3000万两白银，这一方面基于制度的清廉，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赫德卓越的理财能力。

  除了一手缔造的海关辉煌，赫德还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促成了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斌椿使团）的出访，促成了清政府第一次登陆世博会，即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遗憾的是，这些细节，教科书只字不提。

  在《赫德的情人》出世之前，赫德的著作、日记、函电、档案，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述，后人对他以及他所开拓的外交关系的研究，以及中国人为他撰写的传记，已经渐次浮出解冻的水面。然而那只是一个冷寂的赫德。《赫德的情人》却呈现了一个热烈的赫德，一个在权力、荣耀与罪恶交织之中挣扎的绅士和野心家，一个在东方的暗夜奋然一跃的漂泊灵魂。

  此书名可作二解，一是指那个叫阿瑶的情人，宁波船家的女儿，充实了赫德的青春期情欲，在这个异国情调的东方少女身上，赫德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激情，以致他的情欲，在中年便告衰竭；其二，则隐喻权力和中国，赫德的大半生，深深嵌入了清帝国的剧烈转型，他与中国，可以说是相互成就，帝国的权力是他的春药与情欲之火，帝国的幻灭直接导致了他生命的没落。

  这里且引申说一点。对于赫德这种舶来的政治家，应该如何评判其政治立场：当中国与他的祖国发生冲突之时，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呢?书中援引了一段郭嵩焘与赫德的对话。郭问：“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答：“我于此都不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郭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答：“我固是英国人也。”——最后这句，倒也是实话，尽管赫德讲这个故事，是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听，或有不得已的成分。我却以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过于追究他的立场，正如不必过于追究他的动机，而要看他行动的程序与结局。就赫德与他的情人的关系而言，他有负于阿瑶，却不亏欠中国一分一毫。

  在传教士丁韪良看来：“……赫德在使另一个帝国（指晚清）避免崩溃上所起的作用要比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更大。然而尽管获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他对于最终的结果仍远远谈不上乐观。当甲午战争最终向世界揭示清国的腐朽之前几个月，他就对我说过，‘恐怕我们是在修补一把已经开裂的水壶’。”

  读近代史，每每令人泪落。国运沉沦，生灵涂炭是一因，历史书的鄙陋与虚伪则是另一因。有时我宁可读小说，因为小说比所谓的历史更可信。熊逸先生有一个精妙的诠释：“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个论断，完全适用于高阳、赵柏田等人的历史小说写作。高阳写晚清史，几乎每一本都可作信史来读；赵柏田《赫德的情人》，则还原了一个更真实、更生动、更完整的赫德。 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