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高地

  志愿者在京哈高速截下运狗车后，经过15个小时的僵持和协商，两家机构出资10万元将狗救下。4月16日凌晨3时，520只狗被运往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暂养救治。

  高速拦路救狗的新闻，经由孙俪等明星的介入，再由微博和纸媒的迅速传播，其效应被逐步放大，而争论的声音也呈几何级增加。

  支持救狗者说，“连这点爱心都没有，怎么能称得上人道呢？对狗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

  反对救狗者说，“你们去救狗，那么现在还有困难人群等着大家去帮助、救济，你们在哪里？你们救狗，别人就吃不成狗肉了，你们不该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支持这次“救狗”事件，似乎成为检验一位公民是否具有良知、是否具备人道主义情怀的pH试纸——哪怕这个事件真的难以承受如此之重。

  当然，还有一些发表看法的律师和分析者也被捎带着“问候”了一下，只因为有些法律人士认为“任何包涵爱心的行动都应当有法律的依据，爱心的归爱心，法律的归法律。”

  但是，当我把一些争论的核心观点收集研究后，不仅要问：我们在争论“救狗”时，我们在争论什么？

  支持救狗者，观点鲜明，不管怎样，就是要去救，阻挡者就是没有爱心，不讲“狗道”，诉求点在“是否该救”。

  而反对者则观点混杂，角度不一，不过，集中来看，矛头多在高速路上拦路危险，可以报警，等等，诉求点在“如何施救”。

  也就是说，前者是希望爱心转化为行动，后者是希望爱心转化为行动时需遵守必要的规则和法律。

  一个在价值观层面，一个在方法论层面。

  双方争论，唾沫星子满天飞，却没有对着一个靶子射箭。如何才能判断孰是孰非？

  我以前曾经采访过此次“救狗”事件的“目的地”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了解到在目前救助狗类以及其他动物的困境和苦衷，理解其“事急矣”情况下的行动力。

  但是，此次事件中，我最关心两点，一是如果因救狗引发争论，双方不妨在同一议题下发表核心观点，而非自说自话，二是每次救助，不妨在公共媒体上进行辩论，关于救狗及其他动物，我们该怎么做，这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爱心行动，更多的是涉及到一个公共问题，即行动的公益性何在？

  争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在争论什么，否则，只会陷于一场无谓的口水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