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纳粹战败后，在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逮捕之前，阿道夫·艾希曼一直在阿根廷过着惬意的逃亡生活，不知悔改的艾希曼一点也没有因逃亡而收敛，他曾公开向在阿根廷的外国人吹嘘自己的战争罪行。他甚至对一个记者说，他所犯下的唯一的过错就是没有将所有的犹太人屠杀干净。“我们没能正确地完成工作，”他说。

  惬意的逃亡

  德裔商人帮他逃到阿根廷

  半个世纪前，耶路撒冷进行了20世纪最壮观的一场审判——以色列对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作为纳粹党卫军的首脑之一，艾希曼将数百万犹太人有计划地赶进集中营进行屠杀。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犯竟然在二战结束后成功逃脱，逃亡到阿根廷，在那里过了好多年的太平日子，直到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发现下落，秘密逮捕。

  历史学家霍尔格·梅丁认为，二战结束后，起码有数千纳粹分子逃亡到阿根廷，其中就有800名纳粹高官和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凶手。

  一名德裔阿根廷籍商人霍斯特·卡洛斯·冯德勒帮助这些纳粹分子在阿根廷立足，他在阿根廷西北部的图库曼省有一家水力发电厂，这个厂雇佣了很多前纳粹分子。艾希曼刚到阿根廷时，就在这家发电厂工作。

  艾希曼在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出生，在奥地利林茨市长大，小时候，他曾经接受过一些机器制造方面的培训。到了阿根廷之后，他随着发电厂的工人测量当地河流。他居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艾希曼的太太和儿子1952年来到阿根廷，根据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的记录，他的雇主冯德勒后来声称，艾希曼的身份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300名发电厂员工都知道那个叫克莱门特的家伙真实姓名就是艾希曼。但他的孩子已经不再记得他，只知道他是里卡多叔叔。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孩子才从大人嘴里知道里卡多叔叔的真正身份，但是被告诫绝不可以把家里的事向别人说。

  后悔没杀光犹太人

  1953年，艾希曼失去了发电厂的工作，举家迁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先后开过洗衣店、布料店，出售过卫生设施，还养过兔子，最终，他在奔驰汽车厂找到了一份焊工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一直与纳粹圈子保持着联系。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艾希曼和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尔在一家咖啡馆中会面，并通过门格尔参加了纳粹宣传员约翰纳·冯·利尔斯领导的一个反犹组织。

  一些纳粹分子相信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只是盟国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艾希曼站出来击穿这一“谎言”。渐渐的艾希曼把小心和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时候的艾希曼50岁，有着高高的额头，戴着厚厚的眼镜，他给自己的儿子读有关“第三帝国”的书籍，教导儿子服从命令的意识和责任感是最重要的美德。

  和他的许多前党卫军同事不一样，艾希曼一直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他觉得他的传记作者切萨拉尼到纽伦堡出庭作证是对自己和纳粹德国的背叛，由于气愤难膺，他会见了两个记者：荷兰人萨森和出生在德国的阿根廷人艾伯哈特·弗里希。

  战争期间，萨森曾经自愿为党卫军服务，1945年后，他横跨大西洋逃到阿根廷，为一本德文杂志撰稿。他通过现在在德国军火公司克虏伯担任顾问的一个前党卫军军官和艾希曼建立了联系。

  这个小组中的第三个人艾伯哈特·弗里希的眼睛炯炯有神，嘴唇上方有着浓密的胡子，脸上还有一个明显是打斗时留下的疤痕。他曾在一份月刊上发表过文章，主张再给德国一次实行纳粹主义的机会。

  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萨森的住所会面。他们用录音带录下了自己的谈话。谈话中，艾希曼提到了自己所犯下的屠杀罪行，并吹嘘自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执行命令者，如果我只是盲目地执行命令，那我就是一个傻瓜，事实上，我是个思考者，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录音带中的谈话没有任何悔恨的意思。事实上，艾希曼唯一的遗憾，是他没能杀掉所有的犹太人，他觉得这是他唯一的错误。“我们没能正确地完成工作，我本可以干得更多。”

  他们并没有对这次会晤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不久后，一位曾经的希姆莱副官加入了这个集团，而艾希曼的可怕言论很快传播了开来，最后，起码有好几百人知道了所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克莱门特”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当然也从阿根廷传到了德国。

  懒散的追捕

  联邦德国迟迟不发通缉令

  根据艾希曼自己的叙述，联邦德国“盖伦情报队”在阿根廷的消息很灵通。1952年6月24日，他们获悉：艾希曼化名克莱门特居住在阿根廷，阿根廷一家德文报纸的主编知道他的地址。

  一年后，“盖伦情报队”收到了另一条信息：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一家发电厂的工地上干活。该组织一名前情报官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专门搜捕纳粹战犯的西蒙·维森塔尔，后者又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联邦德国、以色列和美国中情局。

  几年后，美国中情局和联邦德国情报局互相通知对方艾希曼一直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联邦德国的缓慢行动甚至让右翼分子公开就艾希曼的下落开玩笑。1959年，艾希曼被传言到了科威特，一份新纳粹刊物还为此专门登了一篇辟谣文章，题为：“艾希曼究竟去哪了？”这篇文章及时提供了正确的答案：阿根廷。文章还指出，他是在天主教会的帮助下经意大利移民到阿根廷的。另外有一份严肃的出版物也报道当时艾希曼生活在南美洲。

  难道联邦德国的情报机构搜寻艾希曼失败？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找到他？“盖伦情报队”以及后来的联邦德国情报局认为寻找纳粹战犯不是他们的使命。直到1956年11月，联邦德国才发出对艾希曼的通缉令。

  既然之前没有通缉令发出，艾希曼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送往德国驻各国大使馆的搜寻名单上，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当然也不例外。

  宁静直到1954年8月19日才被打破，一个粗壮的女人走进了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为她的两个儿子申请护照，她在申请上写着这两个年轻人希望在假期去德国旅游探亲，她的落款是薇拉·艾希曼。在出示了自己的结婚证书和儿子的出生证明后，阿道夫·艾希曼应该无所遁形了，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护照被签发了。

  令人吃惊的事还在后面，在艾希曼的身份公开暴露于官方整整两年后，也就是在1956年，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办公室才主动采取行动，对艾希曼发出通缉令，通缉令发出后，德国联邦刑警局甚至拒绝启动国际刑警追捕程序，理由是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禁止起诉“政治和种族主义性质的罪行”。

  德国唯一在追寻艾希曼下落的机构是宪法保护办公室。1958年，该机构向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寻求协助。大使馆的回复很冷淡：“鉴于克莱门特是追查对象使用的化名，此人很可能已经改名，我们无法追踪，而实际追踪的对象艾希曼很可能已经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很可能已经到了中东。”如此一来，宪法保护办公室只好中止了自己的调查。

  但是情况看上去并不和德国大使馆的说法相同，他们实际上和艾希曼的关系很近，人们发现，帮助艾希曼逃到阿根廷的商人冯德勒定期访问大使馆，而且冯德勒发电厂的很多雇员都和大使馆的人很熟悉。

  一个微妙的事实是，1958年德国宪法保护办公室请求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帮助搜寻艾希曼的同时，冯德勒曾向艾希曼发出警告，要求他保持低调。

  美国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西蒙·维森塔尔得知了艾希曼的行踪后，他转告的对象里有美国的中情局，但在中情局看来，艾希曼既非美国公民，也没有杀害任何美国公民，更没有在美国领土上犯下谋杀罪，因此，美国的法院无权审判他。此外，西方盟国已经把起诉纳粹战犯的事务委托给了联邦德国，根据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的备忘录，当时一名顾问指出，美国只能支持联邦德国的引渡请求，除此之外采取任何行动都是“非法”的。

  美国并没有意识到刚刚成立的联邦德国与阿根廷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引渡协议，但是以色列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色列外交官曾谨慎地问他们的德国同行，联邦德国和阿根廷之间是否有引渡协议，答案是没有。

  很显然，要想逮捕艾希曼，必须采取非常手段。

  1960年4月，一个摩萨德小组奉命前往阿根廷，之后便有了耶路撒冷的那场世纪大审判，1961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求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