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

  谢东吸毒被抓，那个如雷贯耳的理由又一次出现了：为了寻找灵感。

  这是谢东第三次因为吸毒被抓，第一次，是2007年5月26日，第二次，是2008年2月29日晚上，当时，他已经因为在公众面前的忏悔表现，被市公安局聘为“禁毒志愿者”。经过两次被媒体称为“海誓山盟”的戒毒承诺之后，这第三次他只说——“为了寻找灵感。”

  “寻找灵感说”由何人在何年何月提出，已经不可考，但每逢毒品与娱乐圈中人尤其是音乐人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时，他们总是载欣载奔地默认——中国人崇尚实用，功利点的动机，有助于减轻罪恶感——灵感高于快感。给大众看的东西，上台面的东西，都得安排好动机，得给出“他们何以如此”的理由。所以，在音乐人吸毒被抓视频上以及向公众致歉的声明里，他们一律顺水推舟地把使用原因归为“误听传言寻找灵感”。

  其实有更好的理由。德国心理学家博尔温·班德洛的《隐疾——名人与人格障碍》中，把吸毒视为一种人格障碍的结果，他说，人的大脑当中有一个“酬劳系统”，这种酬劳系统通过大脑内部的“内部吗啡”去刺激“幸福激素”的分泌，但有一种具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酬劳系统达到满足的阈值要比正常人高更多，他们“不能忍受酬劳的延后。他们随时随地都要有幸福的感觉”，于是屈服于自身本能的诱惑，通过吸毒、暴饮暴食、自残等形式，使自己的幸福荷尔蒙迅速得到增加。

  但，疾病，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被道德化了，并且加上了各种隐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疾病往往被道德化，结果是“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做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置人于死地。”而作为疾病的心理疾患，同样被赋予道德负累，成为当事人的重负。比如，在提及谢东吸毒时，我们总不忘加上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等等标杆，使得谢东更显罪孽深重，以至无处求援，甚至远走他乡，当再次被抓的时候，他也只好提出那个貌似颠扑不破的理由：“为了寻找灵感”，以减轻自己的道德负累。

  事实上，在众多娱乐圈吸毒事件里，更值得警惕的，社会伤害更大的，倒是那些告密者。满文军被抓是在私人聚会上，张元是在工作室，含笑是在自己家里，而警察第一次去谢东家抓现场，也是得到了线报，在他们出现的同时，还跟着大批媒体记者。他们出事的地点，都是私密的场所，却能遭遇精准打击，非近身的关系，做不到这点。中国人历来认为，“发人阴私”是有争议的行为，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隐”之说，西方人也提出“至亲不举证”。所以，满文军事件后，被怀疑是告密者的某女明星，努力证明此事与自己无关，谢东被抓后，被怀疑告密者是谢东女友，也万分委屈，但将来，我们照旧能看到这种精准打击，从那种确凿无疑里，拼凑出一个剪影，他们并没现身，却是真正的主角。也是这类事件里，最让人深思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