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站《坐视天下》节目担任嘉宾时，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讲话辩护，称“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教导学生要“防火防盗防记者”。他描述记者现象是，“很多无证上岗，到处横征暴敛”，叹“现在我们受到最大的伤害来自记者”，“媒体是专门欺负弱势群体”等，最后呼吁“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学界、评论界在诧异、声讨之后，也甚为不解：一个曾经的思想先锋，为何“转型”得如此突然。人们猜测，这究竟是一个激进知识分子有感而发的极端言论，抑或是出于某种动机而进行的冒险表演。而这番惊人的“硬气功”表演除了“惊人”之外，还有什么？

  孔庆东：“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我一个都不心疼”

  10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双起论”——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王立军说，“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这段讲话被披露后，令广大媒体“心生寒意”。11月20日，《新京报》发文指出，不应人为制造媒体与警方的对立，“如果警方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自己又做当事人又做法官，那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做客第一视频网站，就“双起”讲话发表看法，在为王立军辩护的同时，大肆攻击新闻界。

  孔庆东认为，对王立军的讲话进行质疑是很荒谬的。“我们应该想想（搞法制是我们的强项，这个）‘我们’是谁，‘我们’不应该是警察，应该是我们社会本身，我们的政府本身。记者当然不应该歪曲报道事实，不但歪曲报道民警是不对的，歪曲报道一切都是不对的”，“老百姓可能觉得王局长只为自己的干警队伍说话，那也情有可原，他首先应该保护自己的兄弟，我觉得他讲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针对有人说“双起”可能伤害舆论监督的问题，孔庆东说，“我们现在受到最大的伤害是来自记者，来自不负责任的媒体，媒体是专门欺负弱势群体，包括欺负无权无势的民警。不是说所有民警都有权有势，有的民警自己家里被拆迁者暴打一番，打了都白打。民警自己没有办法维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真实报道，真实报道和歪曲报道要奖惩分明，歪曲报道现在是铺天盖地，成了我们国家的公害，每年放假的时候我都告诉学生，防火防盗防记者。我没有说防火防盗防警察，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孔庆东认为，“我们现在媒体太乱，媒体的好多记者都是无证上岗，拿着假记者证到处去横征暴敛，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我一个都不心疼，因为这些记者太坏了。”

  在他看来，王立军“起诉”一词用语谨慎，说明他是一个“知法懂法的好局长”。“起诉已经是一个公道的办法了。按理说警察直接打你

  就完了，你歪曲报道我，我把你打一顿怎么办，你去起诉我吧，所以说王局长说话是非常合乎法制的。”

  继而，他希望警察能够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弱势人群”“伸张正义”。“我们现在看到的恰恰是记者不敢歪曲报道司法人员，专门歪曲报道我们这种弱势群体，全国的媒体隔三差五诬蔑我，我找谁说理去？所以我希望王局长‘双起论’的意义能够扩大，不但对损害民警、损失司法队伍的报道要起诉，我更希望警察还能保护我们平常的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和学者。”

  孔庆东建议“纯洁记者队伍”要先从南方报系开刀。“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

  他鼓励重庆警方应该拿出打黑的力量整顿媒体。“重庆市的打黑工作得到了全国的一致欢呼，有这样的好局长，有这样好的警察队伍，那些汉奸记者怎么能不猖狂攻击，所以要用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

  媒体痛斥：“文革思维”“红卫兵行径”“非理性”“反常识”

  其实，孔庆东“语出惊人”不是第一次。今年8月，郭德纲骂记者事件爆发后，孔庆东力挺郭德纲是“民族英雄”，并将矛头指向媒体。

  “打记者可能是不对，不过不是由记者来说的，‘不对’也需要公安机关来说。不是说打人就不对。八路军打鬼子，天经地义！警察打流氓，天经地义！所以说，打人对不对，要由司法机关来说。”“郭德纲说他徒弟是民族英雄，这话不对！郭德纲自己就是民族英雄！”

  事实上，孔庆东帮不少人说过话。在网友声讨菲律宾挟持人质事件中成龙所发表的不当言论时，孔庆东表示：“成龙这个人太善良，什么事都想和稀泥”，“他这两年的运气不好，做的广告都出事了，只能说他运气不好。”

  方舟子遇袭后，孔庆东也表达过对方的欣赏：“方舟子弘扬鲁迅精神、弘扬金庸精神，维护我们国家宗教，反对基督教等等，这些年来为科技打假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对这样的人要尊重、爱护和宽容。”

  有人借“双起”讲话重提旧事，孔庆东说，“郭德纲是弱势群体，给他（‘双起’的）机会他也不敢”。但他似乎忘了，郭德纲被封杀后，帮郭说话、助其突围的也是媒体。

  如果说，孔庆东之前的诸多言论还有可待商榷之处，那么这次将炮筒直接对准媒体尤其是久负盛名的南方报系就让人实在难以忍受了。

  24日，南方报业前掌门人范以锦在微博上回应此事，“南方报系有近二十家媒体，其龙头是堂堂正正的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不知你的“棍子”往哪里打？”媒体同行纷纷转发以示声援。《潇湘晨报》编辑袁复生说，“看他（孔）这么蠢了。都不忍心再骂这种越读越蠢的老残了。”《新京报》编辑潘采夫说，“（孔）病得不轻。”

  25日，《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声音”版刊发文章《有点名气就翻脸 当起媒体审判官》。文章指出，孔庆东的成名之路多仰赖媒体，算得上和媒体是“相与而生”，但却翻脸不认人，居然要“代表全国人民”审判媒体，嘴脸可恶。文中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动不动拿“革命先烈”“全国人民”说事儿的方式，蛮横地为别人扣上异类的帽子，多像文革思维之下的红卫兵行径……孔先生号召全国人民起诉南方某报系等媒体，一个预设的前提是这些媒体已然违法，并侵犯了全国人民的权益……如果真是“天天在诬蔑”，孔先生自己起诉好了，何劳全国人民？”

  同日，《东方早报》发文批评孔庆东逻辑不清。先说“记者不敢歪曲报道司法人员，专门歪曲报道我们这种弱势群体”，又说“媒体是专门欺负弱势群体，包括欺负无权无势的民警”，可我们的民警明明就属于“司法人员”之列。文章进而指出，“权力源于人民，人民监督公权；媒体监督是人民监督权的延伸，这些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绝不只是欧美国家的‘奇技淫巧’”。

  26日，《新京报》发表文章，批评孔庆东的反常识和非理性。“一口一个‘败类流氓’、‘国家公害’、‘野鸡网’、‘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充满了网愤的暴戾，哪里有半点儿学者的风度？媒体和记者并没有特权，并非不可以被批评和被起诉，但应依法说事，而不是像孔庆东这样打棍子、扣帽子。孔庆东应该用法律语言与媒体交流，而不是法盲语言。”

  曾经的“北大醉侠”

  为何一百八十度转身

  提起孔庆东，“80后”并不陌生。1998年最火爆的一套书当属由“草原部落”策划推出的“黑马文丛”。这套丛书中，孔庆东的《47楼207》和余杰的《火与冰》都曾风靡大学校园，和摩罗、许知远、余杰等人被誉为“思想先锋”。孔氏文风幽默，引经据典，一气呵成，也由此留下一个“北大醉侠”的江湖别称。跟一些专注书斋的学者不同，孔庆东在媒体上也很活跃，在多家电视台和院校讲授金庸、鲁迅，广受欢迎。

  学者、评论家叶匡政认为，“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从事文学、文化研究的人，这些人年轻时血气方刚，具有民主和批判意识，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变得非常个人化。我个人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早年都是由文学进入学术环境中，以后很多年也是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文学是很个人化的，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自由表达，但是当一个具有文学情怀的人在对公共话题发言的时候，他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常识，比如讲权力制约、舆论监督，这些已经是达成普遍共识的常识。”

  叶匡政觉得，站在哪个立场无可厚非，但希望他是出于自己的学术良知。“对于这些‘变种’，讲得好听点，他们是用文学情怀来面对政治问题。讲得难听一点，是基于个人未来利益的考虑而发生改变、主动地站到某个立场，他们的发言都带有表演的性质。”

  针对孔庆东的媒体批判，叶匡政觉得他所说的正好与事实相反。“我们目前的舆论环境并没有宽松到记者敢于做各种批评报道的地步，记者在做这些报道时，其实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不可能像他讲的那样肆无忌惮‘歪曲报道’。今天中国媒体的不客观体现在哪儿呢？是表扬性报道过多。我相信，批评性报道从记者到主编到总编，每个人都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如有不慎，你这个记者可能就‘下班’了。他说的跟事实、跟大家对媒体的印象其实是截然相反的。今天，批评报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事实上，在孔庆东的一些媒体访谈中，也可见其关注民生的另一面，提出“政府善待民众，不要激化和钉子户的矛盾”“稳定物价是稳定人心的根本”“工资已成两极分化趋势，严防国有企业变成官僚资本”“我们的煤都是带血的”等等。

  对此，叶匡政认为，“即使封建集权时代，大臣和皇帝也说要爱民，从孔子到孟子，任何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要欺压百姓，那样岂不是太愚蠢？知识分子的良知主要是体现在对权力的批判和监督上，而非对监督权力的媒体的批判。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没有人拥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

  《新华每日电讯》编辑易艳刚一针见血，“他或许看到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开出的药方却是胡扯。”

  他认为，今天，政府高层多次表态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鼓励媒体搞好舆论监督，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批评现实、反思历史，这些都成为媒体报道的常态，甚至连被批评的官员都逐渐习惯了这种质疑和批评，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可到了孔庆东那里，都成了“诬蔑”。

  在他个人看来，“他们（南方报系）是有新闻理想的一群人，是媒体的脊梁”。

  “媒体和记者并不是特殊群体，并非因为他们强调公众知情权，就可以享受法外豁免权。警察有法可维权，而记者当下缺乏权利保障。媒体和警方以及其他公权部门相比还是弱势，作为公权机关，应以开阔的胸怀接受媒体的监督，甚至宽容对待媒体报道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易艳刚说。

  □快报记者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