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伏》到《黎明之前》，谍战题材的影视剧热映不衰，出现一个接一个号称标杆之作。明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将进行陈列改造，专门新辟一块展区介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烈士事迹。目前，工作人员已经梳理并征集到了不少史料和实物。从中我们发现，影视剧的灵感大都来源于这些真实的历史。比如说《黎明之前》里的中情八局总务处处长刘新杰，与敌人称兄道弟，在局里发展了好几个人，而以国民党少将处长谢士炎为首的“北平五烈士”生前都潜伏在保定第十一战区，两者颇有相似之处；《黎明之前》中出入上流社会，与权贵交往甚密的“水手”活脱脱是以负责京沪杭地下工作的卢志英为原型。

  而历史永远比故事残酷。谍战剧的结果昭然而光明，那就是“国败共胜”。但在一次次较量中，很难保证没有失手。这时候，等待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押赴南京，执行死刑。于是，雨花台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

  生前，他们没有等来黎明，他们嬉笑、拥抱的只能是敌人。现在，我们愿意给黑暗中的他们一个位置和一份安慰。

  □快报记者 孙兰兰

  上海滩“富商”

  中统军统通吃

  保安队长、“清乡”委员会主任、面包厂老板，还开过咖啡馆、药厂、三轮车制造厂……中共京沪杭地下党负责人卢志英有着众多的掩护身份，周旋于日本人、中统、军统之间，是上海滩“兜得转”的人物。就像《黎明之前》里的“水手”，起的是情报中转站的作用，潜伏人员搞到情报后，需要通过他们才能送往敌后。他在20多年革命生涯中，获得无数重大情报，直至献出生命。

  一生坐过三次牢

  不少人也许还有印象，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第一版是在1954年，后来多次再版。作者卢大容，正是卢志英烈士的儿子。

  卢志英坐过三次牢。

  1925年，20岁的卢志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军“清共”。党组织派卢志英到陕西关中一带搞军运，公开身份是蒲城县保安总队长兼承审员。此时，当地驻军侯保杰部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卢志英在驻军中策动兵暴。这一年秋天他被捕关押在驻军师部监牢里。

  营救他的，是假扮成他妻子的中共党员、蒲城小学女教员张育民。卢志英越狱成功之后，来到北平。张育民随后也来到北平学医。就像余则成与翠萍一样，这对假伴侣渐渐产生了真感情，1929年，二人结为夫妇。

  1932年，中共中央军委特派员王世英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南京的秘密活动被特务机关察觉。军委当机立断，调回王世英，改派卢志英从西安秘密赴南京。南京的秘密战斗主要是搞情报。卢志英发挥了他卓越的谍战才能。这年冬天，他再次被捕入狱，备受折磨，也没有暴露任何机密。敌人拿不出证据，只好以“嫌疑”“误捕”自我解嘲。1934年初春，卢志英由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上海中央军委养伤。

  共产党组成的“剿共司令部”

  谍战生涯中，卢志英最精彩的是拿到了蒋介石对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

  当时，蒋介石已开始对苏区进行“围剿”，由其德国军事顾问塞特克制定“铁桶计划”，调动百万部队，用其中半数对付中央苏区。为了拿到这份计划，卢志英一手“炮制”出了一个剿共模范。

  担任江西第四战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是原同盟会会员广东人莫雄。此人参加过北伐，与中共合作很好，也结交了一些地下党朋友。接到委任后，莫雄到上海找旧友商量，希望能找几个得力帮手。中央军委得悉后，派卢志英、项与年等前往莫雄的“剿共”司令部任职。

  要想获得情报，首先得帮莫雄立稳脚跟。既不让他真的打红军，又要让他取得蒋介石信任。于是，一场热闹大戏开演。

  莫雄的保安队按着日程与红军“打仗”，很快，德安周围的红军全被“肃清”了，实际上早就安全转移到其它地区。一封封捷报送上去，当局自然开心，不断地对莫雄通报表扬，德安一时成了“剿共模范区”。蒋介石一高兴，对这个非嫡系下属给了特殊礼遇，让莫雄上庐山参加最高级军事会议。

  1934年10月初，莫雄带着一大包文件从庐山开了六天会回来，心情忐忑不安。卢志英看出迹象，当晚找莫雄长谈，从 抗日爱国民族大义谈到朋友道义……最后，莫雄坐不住了，指着那包绝密文件说：“‘铁桶计划’全在这里了，你们处理吧！”

  这份珍贵的绝密情报，被抄在四本《学生字典》上，连夜送交党中央。此时，国民党围剿部队已深入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十分险恶。拿到计划，中央很快组织突围，开始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啊!”

  上海滩“兜得转”的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派卢志英到水乡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敌后抗日武装。之后调回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工作。

  1938年2月，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它的后台很硬，是由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特批的。厂长周育生，其实就是卢志英。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国际难民的口粮，实际上厂里送面包的工人是地下党员，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卢志英还通过朋友在大世界等闹市区开设“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作为秘密联络站。

  此次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改造，征集过程中找到了一张老照片。卢志英很有派头地坐着，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旁边站着7岁的儿子卢大容，也是富家小少爷的模样。

  “当时，卢志英就是以富商老板的身份打掩护，在上流社会很吃得开。”工作人员介绍，纪念馆里还收藏了卢志英的一块瑞士名表，去年该品牌来南京做宣传，还曾经想借用展览，因为那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度表。只有有钱又时尚的人士才会有。

  难得的“知音”

  为了结交保岛，卢志英狠下过一番功夫。卢志英在咖啡屋里开“献艺会”，食客们自愿上台去展示自己在音乐上的才能。当时战争非常艰苦，形势非常压抑，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稍稍发泄一下，大家何乐而不为。渐渐地，食客、票友越来越多，咖啡屋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一次偶然的机会，卢志英探知保岛有相当深的音乐造诣，而且酷爱琴弦，即投其所好，将“献艺会”改成“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很多人跑大老远，自带乐器来参加。

  一次，卢志英注意到听众后排静静地坐着一个身着西装、举止斯文的瘦高个，不由得眼前一亮，这不是等待已久的保岛吗？几次过后，保岛实在忍不住了，他也走上台来，盘坐在古筝前，忘情地弹奏了一首曲子。曲罢，卢志英恳求保岛“屈尊”与他共和一曲。保岛余兴未尽，点头答应了，于是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保岛用古筝、卢志英用二胡，行云流水般的琴声，倾倒了在场的观众。此后卢志英经常投其所好，拿着二胡，出入保岛的官邸，与保岛切磋琴技。就这样，卢志英成为保岛难得的“知音”、“挚友”。

  接到为新四军搞药品、枪械的任务后，几番思索过后，卢志英决定冒险找保岛。他携大宗钞票又一次走进保岛官邸，声称自己有一亲戚，本是当地的大户，可近来不断受到土匪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保岛知道卢志英另有企图，但面对重金，还是动摇了。

  脚踏“两只船”，智取情报

  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党“劫”收上海后，马上搞了一场“肃奸活动”，还成立了“肃委会”，表面上要清除“日奸”，实际上继续在铲除共产党。

  赣北特务头子、康泽的副官郑少石任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郑少石与卢志英有旧交，马上通过别人联系上他，两人相约见面。卢志英诉苦说由于受人排挤，自己拉杆子组织了队伍，这些年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

  不几天，由于郑少石的竭力保举，卢志英走马上任了，他的那帮“汉奸”兄弟个个都有了好的归宿。沪东敌特情报机关里、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了卢志英的人。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后，卢志英似乎还觉得“不过瘾”，他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了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卢志英拉上了关系，这样，卢志英又当上了军统的情报员。

  脚踏中统、军统“两只船”的卢志英不断地从敌人两个系统中探取情报，整个沪东敌特机关基本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牢房里家人团聚

  1947年3月，染上了酗酒、嫖娼恶习的卢志英的助手——张莲舫，向中统特务机关自首。他首先出卖的就是京沪杭沿线地下党的领导人卢志英。 中统特务机构秘密逮捕卢志英，关入上海亚尔培路（解放后改名陕西南路）2号中统魔窟。

  丧心病狂的特务对他施以种种毒刑，坐老虎凳、坐电椅、灌辣椒水、火烧、绞头、用打气筒往肛门打气、铁锤敲碎他的跗骨……甚至将他的妻子、儿子也抓了去，搞软化政策，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将他押往南京，听候蒋介石发落。

  离南京解放还有大约4个月，黎明眼看快要到来。1948年12月27日晚上，敌人卸下卢志英的脚镣，将他从狱里带到审讯室。卢志英才进地下室，特务就扑上去用浸过麻醉药的毛巾往他嘴里塞，又用粗木棍把他打晕，然后装进麻袋，放进一具木匣里，用汽车拉到雨花台的一座小山上，秘密地活埋了！牺牲时他年仅43岁。

  而这一切，他的妻儿和战友并不知道。直到1950年6月，华东公安部捉到了杀害卢志英的刽子手，才找到尸骨重新安葬。从遗骸上可以看出，烈士骨架散乱，说明烈士在棺内已苏醒过来，由于挣扎不出，窒息而死。

  “北平五烈士”

  有两位少将

  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旧址，住在附近上了年纪的老人称它为南京的“渣滓洞”。1948年9月19日清晨，监狱沉重的铁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跟着典狱长，点名前来提取5名“共产党要犯”，要进行处决。第一个被点名的是谢士炎，接着是朱建国、石淳、丁行、赵良璋。他们昂首挺胸走向刑场，步伐坚定有力，标准的军人风范,身上穿的竟然是整齐的国民党将校服，其中两人是将军。他们，怎么会是“共产党要犯”？

  少将持枪“逼”出党组织

  被捕前，谢士炎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是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其余3人则是国民党军队的校级军官。

  “谢士炎非常有个性，他的入党经历甚至可以说得上离奇。”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长计建平说，当时我党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打进去”，二是“拉出来”。五烈士当中，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多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且，他们多数不是被“拉出来”，而是自己“冲出来”。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的住处。他俩共事多年，一向关系很好。见屋里没有别人，谢士炎关上门，突然拿出左轮手枪对准陈说：“融生兄，你到底是什么人？”陈融生惊出一身冷汗。

  陈确实是地下党。知道谢士炎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早有不满，所以一直在悄悄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将一些国民党特务查抄来的进步书籍送给谢，故意说，“你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陆军大学的高材生，绝不会受这些书的影响。”然而，书是看了不少，谢士炎的态度却一时看不透。

  此时，他拿着枪逼问自己，究竟是何用意？难道是自己过于性急暴露了，他打算去邀功领赏？谢士炎的枪口，紧紧抵在陈融生胸前，盯着他的双眼。“我要送出一份厚礼，如果你拒绝或办不到，我们两人只好同归于尽！”

  几番试探交锋，两人在猜测与信任的交织中互相吐露了真情。谢士炎带来的这份厚礼竟然是国民党军队即将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计划！当时，张家口是中共占领的最大城市，称第二红都，政治地位上仅次于延安，国民党悍然进攻张家口，也就意味着国共谈判破裂！

  国民党发动内战，让谢士炎气愤失望，他打算寻找共产党，投身革命。可是，在戒备森严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他想到了陈融生，觉得陈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因此，竟然大胆地用了这么一个破釜沉舟的办法前去试探。

  情报顺利送到了叶剑英手里，谢士炎不但提供了国民党的进攻计划，还特意拟了份反击的作战计划，一并送上。10多天后，国民党攻打张家口，结果，只得到一座空城。

  潜伏者也要“跑官”

  1947年初，谢士炎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出席了蒋介石亲自召开的涿州高级军事会议，获取大量机密情报，转送解放军总部，发挥了巨大作用。

  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人，也在保定第十一战区工作，这个战区后来改为保定绥靖公署，他们分别在不同部门担任要职。

  赵良璋别号野雪，南京六合人。1941年从国民党空军飞行学校毕业后，分到了空军十一大队任飞行员。雨花台收集到了他好几张照片，看得出，当年这可是个意气风发的帅小伙。他渴望能上前线杀敌立功，然而，国民党消极抗日，让他很不满，1945年，他毅然决定投奔解放区。组织上留他潜伏在白区继续工作。

  别人挖空心思升官发财。谍战英雄们有时候也需要“跑官”。1946年，赵良璋被调到北平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总务科任参谋，后来他又设法取得了战斗情报科中校参谋的职务。空军部队番号，驻地，飞机的种类、数量，航空人员的数量……国民党空军方面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通过赵良璋流向共产党。

  朱建国的经历，与赵良璋有些相似。他也曾潜赴河南桐柏山解放军，寻找组织。1946年春，朱建国打入国民党北平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工作，任少校参谋。他对国民党的配备及调动情形，知之最详，甚至有的作战计划就是由他拟定的。

  石淳，又名孔繁蕤，同样在长官部任少校参谋。

  而丁行则在军法处任少将副处长。利用职务之便，遇到有被俘的共产党员，必定设法营救，因此保全了很多革命同志的生命。

  在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材料中，记者看到，5位烈士当年提供的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在各地秘密电台的负责人、波长、呼号一览表；保定绥靖公署进攻平津保三角地带军事计划；北平行辕所辖各部队驻地、人数、武器、弹药表等。

  他们就像一把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

  保密局的飞贼

  潜伏在核心地带，稍有不慎就可能牵连出一大批隐蔽多年的战士。

  在中共情报战线上，发生过两次大劫难。一次是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另一次就是1947年的北平谍报案。共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导致44名地下情报人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其中2位国民党中将，20余位将校级军官。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丁行等五位同志，就是在这次劫难中被捕。

  这场浩大劫难与北平的一个飞贼有关。

  这个飞贼叫段云鹏。民间相传，他拜了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功和盗窃术。在一次偷盗被抓后，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长，不但放了他，还将他纳入麾下。

  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捕捉到了电波的异动。先是确定了秘密电台在方圆一平方公里以内，然后进一步缩小范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一带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保密局颇感棘手：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断了线索。他们悄悄起用了段云鹏。

  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凡是六点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仔细观察。几天后，有了发现，他在一所豪宅看见一名年轻人，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令敌人钦佩的对手

  9月24日凌晨，狡猾的敌特在报务员刚刚发报完毕，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之际冲进了屋内。这种方式敌特称之为抓“活电台”，因为收报方不会知道发报台已被破获。

  利用被捕的叛变人员，敌特继续与西安的地下总台保持联系，结果导致总台台长王石坚被捕。保密局的特务们根据这些线索顺藤摸瓜，在北平、沈阳、南京、西安、兰州与保定等地逮捕了中共许多重要地下工作人员。被捕人员中，包括保定绥靖公署的两名少将级军官谢士炎、丁行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3名校级军官。这使敌人大吃一惊。

  利用飞贼破获中共地下电台的，是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心狠手辣的他，杀过很多共产党人，败退台湾之后专门从事对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曾参与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刺杀周恩来。

  晚年，谷正文出过一本回忆录，对谢士炎有大段记述。令人唏嘘的是，谷正文的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由谷正文引述的这段话，道出了谢士炎等人投身革命的崇高信念。

  一封与妻书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收藏的一些实物，见证了“北平五烈士”牺牲前的最后时刻。

  同狱难友写的一篇文章里记录着，“1948年10月的一天，谢士炎在狱中听见监狱长喊他的名字，他很安详地穿上绿呢军服，扣好风纪扣，并穿上他的鞋子，与别人一起走出牢门……”

  朱建国的遗书里写着：“二号难友，我的大衣除给内弟陈鹏作为埋葬费之外，其余衣物给难友们分用。我现在的心里很坦然，这该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朱建国。”

  赵良璋拿出自己的钢笔，托难友转交给妻子蒋平仲，现在这支笔也在雨花台的烈士纪念馆里。他给友人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我大去之后，平仲方面可以改嫁……”在纪念馆的档案里，记者看到了他与妻子的合影，年轻的面庞俊朗神秀，依偎在身旁的妻子娇小美丽，堪称一对璧人。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赵良璋被捕时新婚不久，妻子才18岁。“后来蒋平仲又嫁过一次，但很快又分开了。此后，就一直孤独到老。因为心里总是忘不了赵良璋。她经常来雨花台悼念丈夫，和我们都很熟。”

  那一年，丁行40岁，谢士炎38岁，朱建国32岁，石淳30岁，赵良璋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