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38岁的文学教授大卫·凯普什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重量为155磅的海绵联合体”，他感到“震惊、恐慌、愤怒、绝望、迷失、彻底的无助又孤独、深深的失落”。他/她/它究竟是男，是女，还是物？一团混沌。有趣的是，手脚尽失、三感被夺的乳房，唯性爱感受和哲学思考比以往更甚。他/她/它时而咆哮诅咒、歇斯底里，时而平心静气地对隐私和身份作一番形而上思考，归总下来“最好别再去想什么我曾经是个文学教授、情人、儿子、朋友、邻居、顾客、委托人，或者公民”，简言之，放弃做人的守则。可是，什么又是做一只乳房的操守呢？

  读来真是荒唐透顶。不过古怪之外，《乳房》自有罗斯的用意。罗斯是名副其实的美国魂的描画师，他笔下的主人公经常一人身兼三四种身份：美国男性＋白人＋犹太裔＋知识分子，年富力强，情欲旺盛。而身份和性则并置为罗斯一生创作的两大主题。可是，罗斯何以如此执迷于拿知识分子开涮？笔者以为，知识分子素以理性主义为其治学做人的标杆，也比普通人更懂得头脑的力量，罗斯的心思，未尝不是考察在身份/性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意义，并将之推及到普罗大众。《乳房》中，大卫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要追问自己何以变为乳房。他不相信关于“荷尔蒙和内分泌失调”的医学诊断，因为“无论从生理学、生物学，还是解剖学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但很快，在“知其所以然”的诉求碰壁之后，其思维迅速滑落至非理性的深渊，他认为自己疯了，而乳房不过是自己的“幻觉”。当人们告诉他，他就是只乳房而没有患上精神分裂，他又把关于变形的启示推至宗教赎罪的高度：因讲授《变形记》而灵魂出窍，或者上帝让他的潜意识梦想成真，或者干脆就是与前妻离婚招致的天罚。

  我们看到，即使步步推进到与理性完全背离的纯粹妄想，其原动力仍是大卫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理性的一大悖论在于无法解释和接受非理性现象，而就算是顶顶不靠谱的变形，固然无稽可考，无非是非理性的另一个指称，乳房亦不过是个隐喻罢了。而现实经常性地扭曲与变形，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罗斯勃勃野心的《人性的污秽》中，主人公每一次机关算尽的选择都意味着对真理的一次背叛，到终了，一个居于弱势地位、血管中留着黑人血液的犹太少数族裔，竟自动落入了种族主义的窠臼，造成知识分子人伦和道德的全面溃败。在这里，理性完全沦为动物性的趋利避害本能了。《乳房》篇幅要短小得多，译成中文仅三万余字，但火力更猛，目标更集中，讽刺也更为惊心——大卫力图证明自己已疯，一面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如果说我还是一个疯子——我还是一只乳房，这么说我还是一个疯子——那么毋庸置疑我就是我的同类里一个最最知书达理、能言善辩的疯子。”理性丢盔弃甲一路败逃，借装疯卖傻才得苟延残喘。由此，知识分子高高自诩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异，在罗斯笔下竟成一捅就破的糊窗纸。

  不过，罗斯到底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深深浸染其中，恨之切，爱之深。到末了，他照例还是心甘情愿地为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收拾残局。他用里尔克诗歌《远古的阿波罗残像》最后一句来安慰痛不欲生又精疲力竭的大卫－乳房：“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既然改变或者变形是生活的常量，踢不走，灭不掉，那么，就学会与之共存吧。黄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