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央饭店久负盛名。民国时期，那里是首都南京最豪华的酒店。现在，这里因为浓郁的民国风情，而备受游人青睐。然而，这中央饭店的来历如何，在跌宕的民国风云里，它曾经见证了什么，却随着时间的流逝鲜为人知。近日，《发现》周刊的记者联系到中央饭店创办人江政卿的外孙阿东哥，这段已渐尘封的历史也随着他的回忆而浮出水面。

  总统府外的照壁是江政卿出钱造的

  “外公开始修建中央饭店的时候，这里还比较冷清，因为当时南京最繁华的地带在下关和老城南。外公具有商人敏锐的判断力，他认为，南京的经济中心，必定会向新街口一带转移。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的地基做一番事业。”阿东哥告诉记者，其外公江政卿的地基位于以新街口和鼓楼为中心的“新开马路”即中山东路上，占地十亩。“但是，外公还没开始着手进行，就蒙受了大的损失。”阿东哥说，这个损失和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纪文有关。刘纪文一上任就着手要改善南京的交通，他利用国民政府拟筹备孙中山奉安大典，提出了“修筑迎榇大道”的建议，修成中山大道。此外，南京的其他重要马路，刘纪文也亲自规划与过问，如开辟中山南路，拆迁的压力很大，为树立威信，刘纪文首先拿位于三元巷口的总司令部开刀，让其带头拆让。结果总司令部一拆，其他的单位和民居也只好拆让了。在这种情形下，江政卿的地皮也被征去了一部分，原来的十亩地，只剩下了北侧的五亩。只好用来建饭店了。

  1929年年初，呈现新式西洋建筑风格的中央饭店开张了。饭店原设计为七楼，但国民党政府以危及国府安全为由，强迫改为三层结构。因为饭店正地处原国府路（今长江路）国民政府大楼的南面，他们怕有杀手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威胁政府大员和外交使节的生命安全。同时，他们还要求江政卿出钱在国民政府大门外建造一堵宽30到40米的大墙，这便是后来这堵照壁的由来。2002年前后，照壁被拆除。“而饭店面朝南的一面，为美观起见，加建为四层，也即多了十几间房间，但只供外公和他的家眷使用，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母亲就是在四层顶楼的大晒台上学会骑自行车的。”

  想做中央饭店茶房先缴银洋一百块

  中央饭店实际上是个“回”字形的大楼，拥有200多间客房。建筑的中央是个大天井，其每一层内外两层房间之间设有3米宽的走廊，因为有天井，任何房间都很明亮。它们包括单人间、双人间和三四间一套的大客房，全部备有暖水汀、电扇和由上海定做的标有“央”字标志的西式镀铬铜床、镶大理石面的柳桉木家具以及大沙发。而且除单人间外都有独立的西式盥洗室。为了提高身价，特为这栋楼层并不高的大饭店配备了进口电梯。底层则设有弹子房、小商店、理发店、汽车出租部（拥有4辆轿车）、洗衣部和大型餐厅。这个餐厅在1947年前专营西餐，名为“孔雀厅”，后来才租赁给一张姓女老板专营中餐，更名“红梅厅”，最多时可同时容纳300—400客西餐或30桌中餐。大堂外广场可停30辆汽车，围墙东西两头有两扇大门，日夜由首都警察厅派两名警察把守，这是当时所罕有的，除了摆气派，倒也不失为对付地痞流氓的好办法。

  南京中央饭店是当时首都等级最高、房价最贵的酒店，一个单人间日租费要三四块银元，大套间更要20到30块银元，这个价钱在当时折合450到750斤大米价，已高过上海的饭店水平，但客房仍然天天爆满，以至于到了不提前预订不行的地步。另外，要想进来做个茶房，至少要先缴100块银洋作押金、还得外加厚礼打通关节。不过据说茶房的小费倒是不少的。在抗战前的经营鼎盛时代，饭店日进千块银元不成问题。“中央饭店名声在外，我母亲曾说过，她和她的姐妹们，凡上街路过南京的任何首饰店，都可以随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要把外公的大名报上，年底商铺自会找外公结账。”

  江政卿计夺股份

  1937年，日本鬼子进入南京前夕，外公带领全家老小离开南京。听说饭店已被日军盘踞后，外公一面放出“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饭店已无可能”的空气，一面却低价收购饭店的股票，从而夺得了70%的股份，为以后彻底拥有它奠定了经济基础。待汪精卫执政后，他又通过买通种种关系，将饭店从日本人手中索回并恢复营业。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美国空军又占用了其中大部分的客房，影响了外公的正常收入。于是，他又一次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终于在1946年的上半年把美军及其家眷全部“请”出了他的产业。

  “外公在国民党上层人缘很好，所以，这些事情总体解决比较顺利。”阿东哥告诉记者，这些可能和其外公曾经的经历有关。1927年前后，江政卿一度被五省联军总司令、大军阀孙传芳扣押，并有生命危险。外婆急得手足无措，双膝跪地央求好友邬崖琴去找中国通商银行经理傅筱庵，并托傅与孙疏通，外公这才死里逃生。自那以后，外公便加强了与国民党上层各派系间的周旋和接触。并通过开饭店，以结识更多的达官贵人与三教九流。“我母亲告诉过我，外公当过商会会长、加入过青红帮，并有所谓紫金山帮会头衔，1936年，又取得了‘国大代表’资格。”

  据阿东哥介绍，江政卿的人脉关系极广，多为国民党大官或帮派头目。他曾在南京自立门派，号称“恒社”，开香堂收徒数百，其中多为商人。上世纪四十年代，香堂设在中央饭店四楼，非帮内人士绝对不可进入。可是，弟子们对师母似乎更加敬重，也许因为她终日轻声细语、笑口常开，笃信菩萨、慈眉善目，从不摆架子。而江政卿虽然面容英俊、见人面带微笑，给人以和善之感觉，但他即便在子女面前也都相当威严，“我母亲说过，她们通常只能在早餐前见到外公一面。喊他一声爹爹，他也不过‘嗯’一声而已。”1947年，阿东哥的外婆五十大寿时，那些徒子徒孙合伙送来一块纯金打造的小匾额，曾令其外公不悦，说：“他们眼里只有师娘，根本没有我这师父，真是岂有此理！”“其实， 我外婆也是帮派显赫人物‘大’字辈张树声的女弟子，又是号称拥有十万弟子的孙莫老太太的干女儿，所以在地面上混得还可以。”

  江政卿之女在中央饭店结婚

  国府机要室主任亲临祝贺

  “外公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的确比较好，我听父亲说过一些事情就能充分说明这点。”阿东哥介绍说，1946年秋，洪门致公党领袖、美籍华人司徒美堂来南京准备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他早年曾资助过孙中山闹革命。开会前就住在中央饭店，外公曾多次邀其上四楼共进晚餐。后因看不惯蒋介石排挤海外别派人士，司徒毅然决定拒绝赴会。蒋介石授意陈立夫叫外公去做做司徒的工作，但依然无效。蒋介石又请上海大流氓杜月笙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做工作，反而把司徒美堂气得即刻飞回了美国。

  1947年，在国民政府中身居要职的上官云相住店时，也专门拜会过江政卿，江政卿向他讨教局势，上官极为悲观。其时，军统大特务陶一珊、孙良诚的亲信王树杉和保密局少将经理处长郭旭等等都与江政卿过往甚密。

  “1948年，我母亲结婚，婚礼就安排在中央饭店，蒋介石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光临祝贺。毛是蒋介石身边几十年的机要秘书，给这么大的面子，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是我父亲前些年的老上司；二是因为他曾追求过我的大姨妈；三是因为他在抗战前已是我外公的朋友。”

  1948年4月，“国代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为推孙科上去，特派蒋经国加以斡旋，其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该饭店。故一时间车水马龙、冠盖云集，围绕“总统”与“副总统”的竞选，各楼层的大小房间之中充斥着各种交易。次年春季，代“总统”李宗仁召开立法院例会，国民党上层达官显要几乎包下了整个中央饭店，“这也许是外公政治与事业生涯上的鼎盛期吧！”

  解放前夕江政卿被特务抓捕

  家人花了十两黄金才救回

  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主持国共和谈，因会议剧增，中央饭店的经营也火了一阵子。解放军渡江前夜，江政卿才匆匆退回上海。“在那些天里，外公想到也许能为和平解放上海出点力，于是四下活动开来。在白色恐怖下，外公的目标太大，终于被上海大特务毛森手下抓进监狱。”那是1949年4月末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拉着恐怖回声的警备车呼啸而至，端枪的几个军警直冲楼上，进入江政卿的卧室，让他穿好衣服，跟他们走一趟。望着警车远去，几位家眷急得四处打听下落。后找到上海社会局长陶一珊，求他向警察局长毛森求情。不料陶敷衍道：“现在抓人的单位太多，江大哥又不知是哪个单位搞的，目前确实没有办法呀。”此时，三番五次来江家自称是外公帮派弟子的刘大队长再次前来，表示可用20根大金条设法保释，可在场的三位外婆一时却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来。不久，解放军的炮火已延伸到上海的外围，刘大队长又一次来到金神夫路寓所，将赎金降到10根大金条，但结果还是扫兴而归。

  5月24日黄昏，即上海解放前夜，看守所的小头目提出只要下面的弟兄们一人有一两黄金就可以放人，不妨大家留个交情，做个朋友。于是将外公押回家，拿了近10两金首饰，又将他原车押回监所。午夜枪声大作时，他们偷偷将外公放出、带至后花园，外公再从假山上翻过围墙，逃回家里。

  “考虑到自己社会关系过于复杂，外公最终还是在解放初，带着他的四姨太及其子女潜往香港。上世纪的60年代末，外公客死香港。”阿东哥告诉记者，2009年，年已六旬的他来到出生地中央饭店，这个自己婴儿期居住过的建筑“和父母口中的样子已经大相径庭，也只有外墙还留有民国的印迹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皆为阿东哥提供。请江先生领取报料费200元）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