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看似容易，一次歌唱、一次表达、一个电话。但感恩不是肤浅的情感。我们如果不把感恩当做一种社会意志、一种价值观、一种原则规范，再多的感恩故事也换不来社会进步。

  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过去，文人用动物的秉性反讽人类对感恩的疏忽。其实，感恩多是一种人际间的关系，人如果没有或缺少感恩之心，说明连本能的东西都退化了。

  快报这两天连续报道了一位香港女富商在南京寻找恩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昨天以恩人现身与她连线而呈现温馨的结局。至于怎么感恩，恩人是否受用，已不重要。只要这位受过滴水之恩的妇人在她奋斗了半辈子之后突然醒悟过来：她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的财富，与当年一个贫困但乐于助人的家庭给予的“恩赐”是分不开的，她必须回报。这种回报不仅仅是情感的需要，也是伦理的规范。

  这个故事与我国古代韩信对漂母分食之恩始终没忘，功成名就被封为“淮阴侯”后派人四处寻找恩人，最后以千金相赠的“一饭千金”成语典故何其相似。

  有人说，感恩，不是为求得心理平衡的片刻答谢，而是发自内心的永恒回报。这是把感恩当做一种珍贵的情感，或者是一种可以效仿的道德，但今天，我们在无人哼唱《感恩的心》的寂寥中，寻找一些感恩摹本，并从中梳理出伦理的轨迹来，很有必要。

  对于不同的人，恩情与回报也是不同的。像上述这位从小受苦做保姆的财富创业者，当年的一碗热汤和一个面包、一次流浪后的歇息，就是最大的恩赐。她的回报，也许只需一件礼物，一些经济上的资助，或者两个帮助过关心过她的老人的养老送终。这种亲情般的感恩我们不难想象。

  但有些感恩，可能没有具体的回报对象、馈赠由头。比如说商业巨子们的慈善捐赠。这是企业家的财富回馈，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他们知道，他们在聚敛巨额财富的过程中，一定攫取过公众利益和社会资源。这也就是关于原富和原罪的道德争议。当聚积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富人们从利润的口袋里掏出一部分钱来返还公益，与其说是一种商业良心，不如说是一种道德责任。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随着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原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行为准则，比如说感恩，这样的一种社会润滑剂，一种高于情感的伦理，随着国家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反而稀缺了。

  问题就出现在道德对富人们的约束上了。道德是人类对人类关系和行为的柔性规定，这种柔性规定是以伦理为大致范本，但又不同于伦理这种自然法则，甚至经常与伦理相悖。光靠道德无法满足感恩的社会要求，但又不可能动用法律这样的刚性规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那么多富人为富不仁却又心安理得的缘由。这时候，要求富人对社会有感恩之心感恩之行，除了继续运用道德的力量感化外，有必要把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伦理进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伦理处于道德最底线，却又比道德蕴涵着必须遵循的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做人的起码道理。

  让富人们掏腰包捐钱，看似有点强人所难，实则就是用伦理的标准教导富人们学会感恩。不会感恩的人，不配做让社会尊敬的人。不讲感恩的企业，不配做世界多少强企业。

  当然，在一个社会体系里，培养一种感恩的伦理规范，还离不开公共行政伦理的引导。公共行政就其自身之动态的意义上讲，就是执政党、政府机构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过程。公共行政伦理是关于治国的伦理，本质上是政治伦理。治国行政也有一个“感恩”的问题，即不负人民的重托，为百姓创造幸福，把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以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方式回报于民。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公共利益作为其最根本最首要的价值取向的政府。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现象，自然不符合上述伦理规范。因此，要想在一个社会形成人人讲感恩、个个愿慈善的普遍法则，公务机构和人员的表率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感恩，看似普通的一种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在现在这个和谐建设的特殊时期弥足珍贵。这种珍贵寄托着大众情感。快报在前天刊出“寻找当年恩人”的报道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收到来自民间的100多个电话、上千条微博，足见整个社会对感恩行为的感动。

  “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作我自己……”9月1日上午，新北川中学举行开学典礼，近3000名北川中学师生在崭新的操场上整齐列队，学生们含泪齐唱《感恩的心》，并献上“羌红”，向捐建北川中学的全球华侨华人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表达浓浓感恩之情。

  感恩看似容易，一次歌唱、一次表达、一个电话。但感恩不是肤浅的情感。我们如果不把感恩当做一种社会意志、一种价值观、一种原则规范，再多的感恩故事也换不来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