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是在家乡生存不下去，才来北京的，现在看来，北京也很快要呆不下去了，”老陈的妻子在一片由废水泥袋扬起的灰尘中说。她头也不抬，只是默默地干活。

  北京顺义区顺西大街附近，有一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老陈是几个租用该处房屋搞废品回收的小老板之一，一家子从河南信阳来到这里已经十多年了。

  现在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意越来越难做。老陈手里的这些废水泥袋，是他们半年间收的，“要是这样下去，那真没法干了，”老陈的妻子说。

  公司场院内有十多间平房，每一个门脸代表着一个小老板。但是8月5日中午，偌大的空地内，只有老陈一家在忙。

  这一切并非偶然。从2008年初开始，顺义区集中整治废品回收点，到2009年下半年，整个区的废品回收点减少了六成。

  感受到这股压力的不只是废品回收行业。

  8月3日的《新京报》报道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形成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北京“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调研组还重点介绍了北京顺义区控制流动人口的经验——通过清理小门店、小企业，顺义的流动人口仅有北京其他几个类似远郊区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老陈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开的废品回收站，很可能马上要成为被清理的小门店，而他们自己，也很可能要成为数据中减少的“低端劳力”。

  在当地，越来越多的“低端劳力”开始考虑明天怎么过，北京，这个梦想中的城市，还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吗？

  焦虑

  我觉得不光是市场在逼我走

  “金融危机了呗！”老陈这样解嘲回收站的“清仓甩卖”。

  他们想把储存已久的废水泥袋拉走卖掉，手上能有笔活钱。

  老陈话不多，可能与大中午装卸废水泥袋太累有关，但熟悉他的妻子不这样想。过去，都是别人一车车往这拉废品，现在是到处收也收不来多少。如果生意好做，再多的活都累不倒老陈，“来北京不就是为了多挣钱吗？”

  成天在工地卖面条的一位妇女说，很多工程都接近完工了，像废水泥袋一类的物件肯定越来越难收。开黑出租车的老赵是顺义本地人，在他看来，顺义的农村越来越少，所以废品站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现在，生意少了，但是租金、水电等各项费用还得交，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老陈10多岁的儿子在场院里玩耍，他是从老家河南赶来过暑假的。老陈夫妻两人在灰尘里忙碌着，全然顾不了儿子在干些什么。老陈的儿子想要把自行车骑出去玩，飞跑过来跟老陈商量。

  到开学的时候，小男孩又将回到老家，一家三口继续着分居生活。“没办法，”老陈说，在顺义这里上学难度不小，只能这样了。

  拾荒者的日子也不好过，比如说来自黑龙江的拾荒者老王。

  “这么艰难，回不回故乡？”

  “也许吧。”

  在河南村租房的小杨干的则是装修活，这一段是淡季，比以往更长的淡季。

  黄昏的时候，小杨在村里闲转，手上捻着一根在路边摘的狗尾巴草。他的脚下是新修的一条封闭式排污沟，旁边扔了不少建筑垃圾。小杨最近接不到活，这是他苦恼的地方。

  小杨原来在顺义赵古营村租房，后来那里拆迁了，他和老婆来到了河南村。他是河南南阳人，在这里住有一种亲切感。

  如果河南村也拆迁呢？他说，那就继续搬。“如果这里呆不下去，那就走人，老家现在也不差。我在考虑要不要现在就回去。我总感觉有东西推着我们动来动去。”

  他算了一笔账，结果是在家乡干装修和在顺义干装修挣得差不多，然而，在南阳，消费水平、生活成本要比顺义低得多。

  这种现实的考量，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生。在顺义本地的司机老赵看来，小杨和更多的人一个地儿一个地儿地搬，是必然的结果，“最后他们只会搬出顺义，搬出北京地界。”

  “我总觉得不只是市场在逼我走，但我说不好是什么原因。”小杨说。

  小杨是前几年把老婆带到顺义的，在这里，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当时北京这边是可以给外地人办婚育证明的，但是后来就要求必须回原籍办。

  小杨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现在，他的孩子在河南村一家幼儿园上学，一般的幼儿园每个月要500元左右，他孩子上的是私人办的，一个月200元。但是，孩子长到上学年龄，那是肯定要回家乡念书的，“在这儿上不起”。

  漂着

  如果有一天呆不下去，就回去吧

  梅沟营，一个听上去很美的名字，它是一个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村庄。这样不复存在的村庄，越往首都机场方向越多。开黑出租的老赵说，顺义在慢慢地拆它们，然后规划成小区。

  老赵的车子往前开了没多远，进了一条窄窄的公路上。一家卖凉面的店铺就出现在路边，女店主来自甘肃，店门前堆满了杂物，还有不少带着面条、凉皮广告幌子的框架，这些落满灰尘的框架，曾经在市场上红火过一阵子。

  11点左右，还没到卖凉面的时候。女店主的丈夫被老乡叫走修东西去了，她的6岁孩子名叫李诚，李诚的姥爷头天晚上刚刚坐火车从老家天水赶来。

  屋里靠门口处并排放着几架机器。这间大屋子的前身是一家馒头店，李诚妈妈和丈夫接了准备自己做，但没做成。梅沟营村的拆迁，人流量锐减，再开店就难了点。受到同样困惑的，还有一家电焊店的女主人和一家小超市的女店主，她们分别来自安徽和河南，她们毫不忌讳地说，自己家生意比往年差太多。

  李诚家没做中午饭，说是早上吃过了。

  说话的时候，李诚的妈妈拿出一条黑色带花的头巾，慢慢地扎好，这是她要去工地附近卖凉面的标志。记者提出跟她去体验一番，她考虑了一下，同意了。

  拉面条的电动三轮车真是太旧了，连启动了三回，才正常行驶起来。她开着电动三轮车逆行在北京顺义区的京顺路上，她刚花了700块钱给电动车换了新电池，这让她很是心疼。

  她说，以前在别的工地卖面条，经常被城管抓。这是因为老是有人举报，她怀疑是附近的饭店，因为他们的存在，这些饭店的生意明显受到影响。这些饭店有本地人开的，也有外地人开的。

  她说不恨城管，“他们也没办法，谁会天生和我们这样的人对着干呢？”李诚妈妈反复强调，自己是“我们这样的人”。

  她现在在另一家工地旁卖面条，3元一大塑料袋的那种。“这里城管来得少，我总是给民工装得很多，他们就指望3块钱能吃饱，一碗挣个几毛钱就行了”。她还和丈夫在早市卖菜。一月下来，除去各项开支，能剩下一两千元。

  李诚妈妈是大半年前才离开老家来这里的。她的家乡在甘肃天水，家里条件不好，以前一直住在泥土房里，最近才修的新房，这也是来顺义后的成果。

  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通过规范开业标准，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林阴道上的摊点或在“马路市场”之列，这让李诚妈妈整天心事重重，老是担心突然哪一天就没地方摆摊了。

  她很怕那些城管出现在这里，即使是这份没有任何保障的“职业”，对她来说也不能失去。她牵挂妈妈，妈妈身体有病，要花很多钱。

  李诚妈妈到之前，那里已经有两个地摊，一个是山东腔的中年女人摆的，卖包子和凉面；一个是年轻点的妇女摆的，一口河南话，卖的是河南人爱吃的卤面。李诚妈妈下了车，亲热地和卖卤面的挥手打招呼，然后在最靠路头的地方摆下摊位，电动三轮车又成了餐车。

  三三两两的民工开始从大道上走来，路边是已经封顶的大楼。民工们操着各种声调，很少有本地人的调子。小马路旁边是农田和荒地，没有任何饭店。

  小马路下是一条沟，土大部分是湿的。这里满是污秽，使得雨后特有的腥气加重，但是有风，可以使人们间或得到一些喘息。

  李诚妈妈这次收的百元大钞特别多，她说不怕有假，“这是他们刚发工资了，不会有假钱，平时他们给的多是毛票。”

  三个摊位各自卖着自己的东西。山东女人有包子，河南女人有啤酒，李诚妈妈今天忘记带碗了，因为并不是每个民工都愿意用塑料袋当碗，她就向山东女人借了一个碗。“你看，她们卖得比我快，特别是卖卤面的。”

  一个时后，李诚妈妈的凉面还剩了一小半，这意味着，下午她还要来一次。面是她花钱进来的，得尽量卖掉，不能糟蹋。

  相比李诚妈妈，卤面却好卖得很，最后剩的底子，几乎要被河南民工抢起来。

  卖卤面的河南妇女姓裴，她的丈夫小陈后来也骑了三轮车来会合，小陈的三轮车里还剩了不少卤面，但夫妻俩已经没心思再做生意了，他们两岁的孩子病了，要赶紧回出租房带孩子去看病。

  看到卤面一家的离去，李诚妈妈说起了自己的孩子。“从来没带他去玩过，我卖面条也只能拖着他，日晒雨淋的。”

  再回到家，李诚妈妈收拾房间，她男人坐在床上若有所思。

  快下午两点了，炊烟仍未有升起来的意思。屋里盘旋着苍蝇，像是在搅乱男主人的视线。

  李诚姥爷看外孙的目光非常热乎，他这次是来接李诚回去上学的。

  “上学要走山路，好远的。”李诚姥爷说。

  李诚妈妈原来倒是有让李诚在顺义上学的打算，也去问了学校。按照她的说法，要想进当地学校，还得给人送礼，她的一位熟人就是这么干的。

  不少顺义当地人都说，现在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孩子上学，都是一样待遇。事实如何，并没有考证。

  小男孩全然不知做妈妈的不舍，和姥爷非常亲昵地玩耍着，并且从一张床蹦到另一张床上。而这些床紧挨着墙，墙上已经被他画得一塌糊涂。

  8月6日，顺义区召开“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规划讨论会，“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一项明确要求。这样的要求，很多外地人并不知道，但他们感受到了照顾下一代的困难。

  “如果有一天呆不下去了，就回去吧。但我们现在不想回去，”李诚爸爸说。谁也不知道，这“有一天”什么时候会来。

  调控

  “压缩低端劳力”引争议

  关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压缩低端劳力”的建议，这些在顺义生活了多年的外地人并不知道，他们很少会留意这样的消息。但清理小门店、小企业却让一些人有话要说，“我不知道那些政策，但好几个老乡已经回老家了，说是搞不下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在顺义，那些因为种种压力而走到“被清理”边缘的流动人口，确实在进行着一种看不见的迁徙。

  关于顺义调控流动人口，较早见于报章的消息，是《新京报》在2006年1月17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中有这样的概括性陈述——区长李平：关停低水平的小市场，疏通闲散人员离开顺义，但不会强行限制外来人口进入顺义的门槛；顺义拟指导流动人口迁移外地。当年前后，顺义和通州、亦庄作为三个重点新城，拉开建设序幕。

  在这段时间内，在整个顺义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对于流动人口的“限制”，至少从新闻报道上看不出这样的痕迹。

  8月6日下午，记者致电顺义区总工会办公室，表示要询问和顺义模式有关的问题，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表示，询问有关情况要找王主任，并且给了电话，拨通后，王主任不在，工作人员找来了罗（音）主任解答，罗主任表示，对于“顺义模式”和外来人口究竟是比以前多还是少，他并不是很清楚，而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维权情况，那是“该怎么维权就怎么维权，一样的待遇”，本地和流动人员的维权情况的比例则是“一半一半吧”。

  在顺义龙王屯镇，党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该镇流动人口的增减问题并不清楚，然后推荐该镇督察信息室有关人员来回答问题，不过，督察信息室的回答仍然是“不太清楚”。

  在顺义南法信镇政府，几经周折后，流动人口办公室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是以“不太清楚”来回答关于流动人口的增减问题，追问之下，他这样对记者说，“这方面的情况不太方便向你透露，都是详细的数字，不可能对什么人都说。”

  有关数字虽然“说不清”，但对“顺义模式”的质疑并未消散。“低端劳力没资格生活在北京吗？”很多时事评论员这样发问。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的观点是，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延伸

  外地人、本地人大家都不容易

  “我希望他们离开这里，”这话出自顺义本地的90后女孩阎萍之口，“他们”是指河南村的外地人。

  这句冷冰冰的话，又紧密联系着户口问题。

  “我来北京10多年了，户口有啥用？买房子又不看户口？”一家饺子店的山东籍老板说。他的店位于新顺南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吃街，街上不乏小门面。

  但也有顾客背后说他是矫情，“瞧不起什么也不能瞧不起北京户口啊，有本事，你搞一个看看”。

  作为一名高中女生，由于暑假在车队打工的需要，阎萍就近租住在河南村。她认为外地人远远超过本地人的河南村不安全。

  河南村75岁的赵奶奶也说，“他们应该搬走，不然不好管。”她倒是也没听说过“赶外地人走”的信息，“如果要赶，不是早就走了吗？”

  河南村的顺义人，对外地人颇有微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安宁被打破，而治安也开始出现问题。阎萍说起一件事，有一天她在家洗衣服，就有一外地妇女探头探脑，最后闯进来了，被质问的时候就回说是找房子的。关于偷窃案，阎萍和赵奶奶都能说上一两起。

  然而，租住在这里的外地人，却有不为本地人所知的快乐，他们大多没有离开的意思。一名在村道上玩耍的男童，他的爷爷刚从东北赶来带他，“孩子在这里比老家好”，爷爷说。男童的妈妈是山东人，以前打工，前段为了照顾孩子，就没干了。

  “本地人被外地人欺负还差不多，”一名在村里扫地的中年妇女这样说。不过，这个问题在拾荒者、黑龙江的老王看来，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他认为当地人很不友好，一次，他在谁门前捡瓶子，那人就跟他要分钱，“我才挣几分啊，他就这样？”

  并不是顺义本地人都“排外”。开黑出租车的老赵就认为，外地人是赶不走也不该赶的，即使是没什么文化的人，也不该受到排挤，“大家都不容易，何苦呢”。

  老赵说，他在这行就有很多外地朋友，“蹬人力三轮的好多是外地人，他们和本地同行也处得不错。”

  “低端？我已经够低的了，还有谁比我们这一行还要低啊？”48岁的人力车夫老胡略带夸张语气地说，他是顺义本地农村人，干这行十几年了。

  瘦小、皮肤黝黑的老胡有足够的底气，他养活了全家。他的一双儿女，上高中和上大学的学费都是靠他一双腿脚蹬出来的。

  老胡说，他虽然是本地人，却很反感“压缩低端劳力”的做法，“只要他能靠这个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全家，凭什么排挤别人？”

  对话

  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

  “压缩低端劳力”很可笑

  昨日，身在香港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接受了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采访，他认为，“缩减低端劳动力”非常可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居然有这样的提法，让他很吃惊。

  柒周刊：通过调控人口规模，甚至运用强制手段，来缩减所谓的低端劳动力，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怎么看？

  冯兴元：这样做是不对的，每个地方都需要一般性的就业。

  柒周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建议，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应如何理解产业结构的调整？

  冯兴元：单纯强调某种高附加值的就业，比如说要提升产业结构啊，等等，本身是有问题的。

  柒周刊：有评论认为，“缩减低端劳动力”显现了户籍改革之难。

  冯兴元：搞户籍改革也可以吸引外来人才啊，中国吸引外来人才的空间是很大的。很多部门都可以引进人才，但这并不影响创造当地面向普通百姓的就业。

  柒周刊：建议称，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和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这样做合理吗？

  冯兴元：想通过提高就业的障碍，来减少低端的就业人数，包括设置门槛，不让低端劳力做生意和工作，这是很可笑的。

  记者手记

  他们可以自由行走吗？

  闷热的北京，被8月4日的一场大雨给解脱了。雨后的顺义，有一种秋凉的感觉。

  作为北京东北的重镇，顺义拥有北京模式的宽大马路，却不具备北京主城那般的人流，而这样的人流，是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

  来自陕西阳平关的老唐在工地上码砖，老唐的儿子也在北京做服装加工，但收入微薄。他来北京也是为了给儿子凑结婚钱。他的梦想是，儿子有了钱就有希望娶个北京女孩，然后弄一个北京户口。

  问题是，随处可见的外地人可以自由地行走于街道，却不能自由地行走在政策里。首要的一条是，户口。这东西太让人纠结。

  在“顺915”线公交车上，一名操着普通话的中年男子向我指路。在顺义生活了21年的他，熟悉这里的任何区域的历史沿革。但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名只有顺义暂住证的湖北籍人。

  我入住的一家宾馆有人告诉我，这里有不少外地姑娘嫁给本地人从而获得了北京户口。但来自东北的清洁工小孙却告诉我，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她自己就是和同乡结了婚，至今还是东北户口。

  北京的媒体朋友告诉我，一位知名网站的副总，马上要转为北京户口，这是高端人才引入计划的结果。

  “您说的是精英计划吧？”在外表颇有些陈旧、人流量也有限的顺义火车站外，马上要去南昌读大学的顺义女孩小张仰着头反问我。

  “合理调控人口规模”，被不少评论人直截了当地指为“压缩低端劳力”。作为一项政策或规划，它与精英计划互为两极，或可称之为“低端计划”。

  确实是，够低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