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9日，位于太平路上的生生药房内突然一声巨响，巨响里夹杂着玻璃碎裂的声音。附近的岗警闻声赶紧跑向药房，当他们拨开围观的人群进去一看，不禁吃了一惊：血泊中，横躺着两位受伤的顾客，凄惨的呼号呻吟声惨不忍闻，无数的玻璃碎屑深深地嵌入在他们裸露的胳膊和腿上，殷红的血正不断地从四肢上流出。店堂里的空气里，弥散着浓烈的硫磺味，“有炸弹！”蜷缩在一旁的店员惊恐地说道。
第二天，国民政府《中央日报》就刊出了《生生药房昨又被人投弹》的新闻。从标题上看来，这生生药房不是第一次被人投弹了。一个药房怎么会数次受到炸弹的袭击呢？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生生药房逆风而行，顶风贩卖日货导致事端
根据1933年7月20日《中央日报》上《生生药房昨又被人投弹》的新闻，生生药房这已是第二次被炸，那么，第一次被炸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记者在《中央日报》上细细翻找，终于发现了同年6月29日，一篇不到五十字的简讯：《生生药房出现火药弹》，文章说，大概是火药弹的药力并不猛烈，故而将店内玻璃炸碎数片而已，无人受伤。那么，短短一月之内，生生药房何故被人两扔炸弹？
记者详细地阅读了7月20日的新闻，终于发现了根源所在：生生药房一直在贩卖“仇货”。“仇货”就是指“日货”。贩卖“日货”何以被人两次投弹？“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在抵制日货，而生生药房却背道而驰。”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姚群民分析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多事之秋。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人展开了各方面的抵抗。“拒用日货，爱用国货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最早从袁世凯把持政权时就开始了。”
据介绍，中国最早出现的关于抵制日货的宣传，源于1915年6月中旬的一天。这天上午，京师警察厅内左一区警察署巡警罗英海正在北京崇文门壅洞环城铁道附近巡查，忽见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在散布传单，便上前盘查，发现传单内容是抵制日货，于是将其人带回警察署讯问。
承办此案的警员把案件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给警察厅总监呈文，后来，散布抵制日货传单的姚怀玉被处以十五天拘留。
这样一件类似于今天街头发小广告的轻微违法案件，让警察如此重视，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有关联的。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意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反日、抵制日货的高潮。
但姚怀玉事件只能表明北京有抵制日货的暗流在涌动，只是京师重地，警政严苛，抵制日货只能是星火而已。“而193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默许之下，轰轰烈烈的一场爱国行为，生生药房逆风而行，无怪乎会出事。”
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成为全中国抵制日货开端
“上世纪30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耗时持久。它开始于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姚教授介绍说，1931年5月，吉林省长春县西北约30公里的万宝山村附近荒地上，汉奸郝永德以“专农稻田公司”经理的名义非法租用3500亩的土地，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但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200多名朝鲜农民，在未取得当地中国农民同意的情况下，竟擅自开凿一条引伊通河水渠坝工程，占去大片良田，引起中国农民强烈反对。
5月20日，受害农民呈请当地政府制止。当地政府协助未批准该工程，6月7日派员前往万宝山劝告停工，双方冲突甚烈。
7月1日，数百名受害的中国农民自发填平引水渠一段。次日，中国农民正待继续平渠，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的日警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人，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用武力支持开渠并于11月正式通水。日本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指使特务在朝鲜煽动排华，7月3日不明真相的一些朝鲜人采取报复行为，从仁川，扩展到汉城、元山、新义，7月5日波及到平壤，许多华侨的房屋、商店被捣毁，打死华侨109人，伤160多人。披露这一消息的《朝鲜日报》号外金利山记者也遭到暗杀。
万宝山事件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各地都张贴了大量措词激烈的反日传单、宣传画，引起了普通市民的注意。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始了。
南京日货商人消极抵抗，首都抗日会无奈寻他策
“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抵制日货运动。而负责领导这场运动的是罗次启。”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裴志海介绍说，罗次启是“旅京南洋英荷属被逐华侨促进国民外交后援会”常务委员。当他得知万宝山事件后，立即组织同僚，奔赴南京的各大电影院，在每一部电影开演前10分钟，对看电影的观众宣传“万宝山惨案”真相，并由南京的抗日会在报纸上刊登抗日宣传情况。
1931年7月22日上午8时，南京各界反日护侨会、各团体公意组织在南京杨公井国民大戏院开会，会议达成共识：全国一致为政府外交后盾，务达到惩凶、赔偿、抚恤之目的，对日实行经济绝交，请政府自动取消一切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及废止日本在华一切特权。7月24日，南京为抵制日货开始登记，罗次启组织大批爱国人士到南京下关各地宣传必须把所有日货封存起来，不准买卖；并推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代表马有坤担任检查日货部长，联络南京各校学生组织检查日货登记。
“会议结束后，还进行了游行，以南京的学生为主。万宝山事件后，很多学生就已经从家中自动返回学校了。游行进行到一半，突降大雨，参加游行和围观的市民纷纷找地方避雨，但数千名男女学生却依然行走在风雨中，高呼抵制日货的口号，如落汤鸡般全身被雨淋湿。”其实，南京的这一切活动，都落到了日本间谍和汉奸的眼里，后来，在日本人上报国联的材料里，他们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不用说男生，就是那些浑身湿透了的女生也大声高喊着口号，简直跟疯子没什么两样。”
南京的抗日会将抵制日货运动由登记、调查日货开始。抗日会要求日货商人赴抗日会登记所存日货，同时派出检查队到下关码头及重要路口，检查货物，如果不是日本货，立刻放行，如果确实是日本货，那就立即拉到规定地点，等到运货的商店将所有日本货来抗日会登记，方能发还。按条例规定，被确认的日货退还货主后，抗日会发给“通销证”，允其出售，但需按其价值收取9％的“救国基金”费。
抗日会这一办法的实施，损害了日货商人的利益，引起商界一系列风波。“因为在抵制日货运动前，许多商人已经订购了许多日货。他们就觉得很冤枉。”所以，在夫子庙和三山街一带，有数十家商店纷纷停业抗议。而日货商店停业，又牵动许多银号资金难于周转而倒闭，商人自动赴抗日会登记者寥寥无几。对此，抗日会每日出动检查员近百人，在南京的大小商店查拿日货，扣留大量面粉、纸张、毛线、铅丝、食糖、化妆品、火柴、洋蜡等日货。然而，许多日货商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仍然买卖日货。而部分市民因为质量原因仍在选购日货。
“面对这个局面，为了加强对日经济绝交，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只好决定另寻他策。”
王亚樵出手相助
抵制日货运动事半功倍
“这个‘他策’就是借助锄奸团的力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告诉记者，在南京有个锄奸团，是上海铁血锄奸团的分部。而它的幕后老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王亚樵于1929年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专门针对汉奸加以攻击暗杀。不久，锄奸团的组织就分布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及东北一带，令汉奸胆寒，汪精卫甚至因此逃至日本，最终还是在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锄奸团成员击中三枪，留下致命枪伤。
“锄奸团自成立之后，可谓战功赫赫。”李教授进一步介绍说，1923年，直系军阀派任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浴室被杀死；1931年，日军侵略上海后，于日本租界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贺会时，日陆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被热水瓶炸弹炸毙；1935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险遭枪击；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上海沪西站死里逃生；1935年12月，汪伪政府签定了卖国协定的外交次长唐有壬被刺杀；1940年10月10日晚，大汉奸傅筱庵被人用菜刀斩首……这一切都是锄奸团的手笔。
“可以想象，由锄奸团来为‘抵制日货’运动助一臂之力，这场运动肯定会事半功倍的。”据介绍，其实，在生生药房被炸之前，已经有了前车之鉴。那就是南京的汪泰和号，这也是一家药店，他们仗着自己有人暗中撑腰，拒不执行相关规定，仍然明里暗里贩卖日本西药品，被锄奸团盯住。后来，整个店都被锄奸团用手榴弹给端掉了。还有，南京下关抗日会检查日货主任陈家树和检查员井然串通舞弊包运日货一事，就是锄奸团调查出来的。
锄奸团先文后武
劝告不成动用炸弹
随着抵制日货运动的深入，锄奸团的目光又盯上了太平路上的生生药房。因为1933年6月间，锄奸团得到消息，生生药房一直都在公开贩卖日货。虽然首都抗日会多次查获，并罚款二千元，但生生药房不仅一文不缴，反而变本加厉，连续贩卖大批日货。在生生药房第三次因贩卖日货被查缴后，锄奸团将一封信塞进了药房门缝里。在信中，锄奸团晓以大义，劝告药房悔过自新，勿与国人为敌。然而，生生药房的老板始终置若罔闻。
锄奸团决定出手惩戒生生药房。于是，6月下旬，向药房投放了一颗火药弹。因为只是单纯的警告性质，所以这枚火药弹的威力普通，只是将店内的玻璃炸碎数片而已。本以为生生药房会有所收敛，谁料该店随即又运来大批日货继续销售。7月18日，锄奸团再次发送一份信函，限令药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自贴悔过布告在门口，如果到7月19日上午十一点，药房没有按信所做，锄奸团将会使用更为厉害的手枪和炸弹来对付。
7月19日上午十一点，生生药房门口并没有出现任何悔过布告。又过了四十分钟左右，一位西装青年走向生生药房门口。当时药房内正好有两位顾客在选购药品，一位姓张一位姓王。青年犹豫了一下，因为锄奸团从不滥杀无辜。但青年从顾客与店员的谈话中感觉到，这两位都是药店的老顾客。明知是日货还在选购，这也是药店不断进日货的根源。青年随即将一圆形物体投掷到店内，然后快速撤离。
生生药房爆炸案发生后，《中央日报》记者随即询问了首都抗日会的一位负责人，一方面负责人撇清了爆炸案和抗日会无关。另一方面，该负责人又证实了生生药房屡次贩卖日货确为事实，而且，抗日会数次在电影院的广告栏中公开宣布其罪状，并催缴所罚各款。该店初期置之不理，第一次爆炸案后，药房派出了协理兼医师陈丰镐，陈要求抗日会将其已被没收的日货发还，并答应缴纳罚款的半数一千元，意图蒙混过关，但被抗日会所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