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权力对于自己的要求有多高，其实就是权力品质高低的一个投影，而整个社会对权力要求的高低，同样也决定着权力的面孔。

  要说上周最热闹的事情，当然莫过于广东江门意图推行的“廉政公积金”制度了。在江门主政者的设想中，这将是反腐防腐的一大创新，并且，也是借鉴了新加坡等地成功经验的。但“廉政公积金”引来舆论一片质疑声，人们普遍认为，这不过是打着反腐旗号给公务员们变相加薪而已。

  6月30日的《广州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廉政本来不过是起码的要求，现在推出一项廉政制度，居然还要国家拿出钱设立“廉政公积金”。显然，这是对公务员廉政要求的一退再退，退到以变相加薪来“鼓励”廉政。如果公务员可以有“廉政公积金”，那政府也就应该为公民设立“守法公积金”。同一天的《华商报》也发表评论认为，所谓的借鉴新加坡经验，也完全是不靠谱的事——新加坡规定廉政金要到退休之后才能拿，而在江门，70%的廉政公积金，只要公务员5年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处罚，即可拿到。所谓的他国经验，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压力之下，江门官方于7月1日回应了公众对廉政公积金制度的质疑，称该制度是一种制度探索，不是变相提高福利。但这番明显缺乏诚意的回应，引来的只不过是更多的愤怒。当天的《新华网》即发表评论称：那么多制约权力的反腐制度不去借鉴，不去探索，偏偏在增加公务员的收入上拼命做文章，用意何在？

  7月2日的《新闻晨报》也有评论文章指出：江门官方回应的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可笑，而在于所谓的“廉政公积金”制度，能够在舆论普遍反对声中继续推行，这足以说明，一些权力者已经变得肆无忌惮。

  说实话，江门“廉政公积金”的最恶劣之处，并不在于变相提高福利，更不在于反腐的花拳绣腿，而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极其恶劣的信号：对权力的要求，已经低到不腐败便可以额外多拿钱的地步。可是，我们对权力的要求，什么时候竟然变得这么低了呢？

  说到这里，倒不妨看看权力者在上周的另外几次精彩表演。一是关于“陕西咸阳政协被指私分名人书法作品”一事，咸阳联合调查组组长李文化对此事的解释是：这批书法作品是被一些人借走并保管了二十几年，不能称之为私分。另外一件事是，安徽芜湖的银湖被填平盖高尔夫球场，面对市民的问责，开发区管委会多次回复称只是“监管不力”。这两个官方回应一出来，即被人们骂得体无完肤。人们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但更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这些权力者，怎么就敢如此轻视舆论？怎么就能如此“理直气壮”？

  答案或许可以从江门的“廉政公积金”中找到——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低得如此匪夷所思，连理所当然的不腐败也要奖励，那么，官员们自然可以对自己的要求也低一些：疑似私分名人书法作品，找一个“借去保管”的借口，就可以安然无恙了；填湖盖球场，这么严重的渎职，轻飘飘的一句“监管不力”，也似乎就可以交代过去了。再往前看，那些说出“老百姓为什么不先公示财产”之类昏话的官员，无一不是对权力低要求的产物——因为低要求的暗示，这些官员认为，即便搞公务员特供房、即便公款出国旅游、大吃大喝，也根本不算什么。上周，关于公款出国旅游，相关部门动作频频，先是在网上搞调查，后又提出组织者开除党籍。这些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我在想，要想让每个公务人员都能接受对权力最严格的约束，首先政府不能给他们错误的低要求暗示，比如说江门的所谓廉政公积金制度，说它污染了权力的水源，可是一点都不过分。

  □快报观察员 赵勇